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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体验生命的意义。现代人的命运在以人的主体理性取代诸种神性和权威之后，又使个体陷入到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普遍化的理论概念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争论中。在贝克看来，现代人的命运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主和道德自觉的个体的合法性的假设。因此，贝克认为，必须转换研究视角，在理论和经验、微观和宏观、结构与价值之间，重新界定个体一词的内涵。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笔下刻画的“自足个体”形象，夸大了个体的自我理解和行动能力;而社会学家常常谈论的结构规制下的行动个体的二元论观点，又过于弱化个体的自主性。与此不同的是，贝克认为，个体化论题描述的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转变。个体在享有一种为自己而活的自我文化时，也不得不独自处理来自系统和社会的风险。从而，个体化象征着一种不确定性的自由。 在此，从根本上讲，个体是有缺陷的。由此，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个体，个体必须以某种良知和自反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自反性的主体间性为前提，建构和创造自己的主体间性。就此而言，个体是以反身性的身影呈现。而也正是在这里，贝克将社会学中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关系命题，转变为结构-价值关系命题。对何为个体的回答，直接从一种二元论过渡到一种个体自反性的阐释。这一反身性特征，直接与现代人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的制度化与跨国化，政治自由与世界主义，道德普遍性与世界秩序相互联结。而贝克对个体自反性的阐释，恰巧揭示出了个体依靠道德共识重塑个体化时代的公共精神。从而，表达出一种现代社会碎片化后的再建构思想。而这就是贝克的个体/主体社会学的取向，就是贝克的道德社会学。这也是贝克从内心深处重新思考社会，展望世界社会的可能性。 本文以历史主义研究方式为分析进路，以个体为核心概念，以人的生存境况为分析视角，围绕着个人生活与道德政治研究和探讨。个体化进程迫使个体独自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在此，贝克阐释了个体的特征，既不是涂尔干笔下刻画的“失范个体”图景，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自足个体”。为此，他走向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即个体化论题是一种正在实践的“自我文化”的展现，这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个体的当前命运正处在“失范”与“自主”的交叉路口，退一步可能成为没有社会依托的“失范”性个体，而进一步可能成为民主国家的道德灵魂。 正是由于个体化给个人带来了有风险的自由。要坚持一种个人的自主能力，个体化理论就必须从私人生活开始转向对公共生活的研究。在此，贝克集中讨论了政治自由、公共生活与世界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结。换句话说，贝克并非是在抽象的意义上阐释普遍性的“公共生活”，而是坚持认为，人类正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国家的疆界在慢慢消解，自我与他者的隔阂也在消除，人类已经变成了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将注意力对准世界市场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与风险。在此背景下，贝克试图重新塑造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与民主。在他看来，公共生活的塑造和世界主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亚政治”这条主要线索之上，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 但是，世界主义的构想并非是处于永久和平状态，而是处于不平等和争取承认的辩证法之中。基于此，贝克试图寻找一种支撑世界和平的道德资源，建立个人-道德-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结。因而，他从西方传统社会中——只有公民的或宗教形式的个人主义——吸取营养，获取道德资源，为重建当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呕心沥血。在贝克看来，这种公共生活的道德资源来自于宗教领域。道德与宗教分道扬镳，个人从宗教制度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主观上的信仰自由”。在人们获得自己信仰的同时，全球性的、多种族的世界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跨越界限的、跨越国家的组织的接触中，个人与世界社会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个体在世界社会中承担公共角色，塑造世界主义精神。这时，一种具有世界主义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将人的行动与意义联系起来。“自己的信仰”确实展示了一幅公共生活的图景。在个体化与世界社会联结凸显了公民宗教的身影，人们相互之间产生一种道德感。 基于以上认识，以个体为分析单位，以个体生存境况变迁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贝克的思想把批判理论的宏大视野和微观的生活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个体—生活—政治—道德的联结，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统一。这有助于我们体察20世纪80、90年代欧洲社会的历史危机对个体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东欧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的根本性变革，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透视出学界根据社会变迁的实况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刻反思，以及人们对社会的期盼。当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学除了声称自身带来了一个重大突破以外，还可使自身的理论、方法变得更加具体，更加有针对性，从而加强这些基础，最终可以声言自己带来的是一次“新启蒙”。其结果就是，必须在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中引发一次“社会学”新的转向: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如何才能向新近出现的、扭结缠绕的、危及其自身基础的现代性敞开。如何解释21世纪初在资本和风险的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种种社会动力的根本脆弱性和易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