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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工业文明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庞大集聚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从而形成了作为工业文明生态后果的文明悖论。 直接地说来，工业文明的生态后果与资本逻辑对自然的座架、技术主义对自然的裁剪、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的质料化和价值通约主义与自然的商品化等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本质地说来，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根本性症结都是工业文明奠基于其上的工业主义自然观的症结，即人与自然“二元分立”为本质、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为核心的工业主义自然观，才导致了自然极限的呈现和当下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生态病症。面对工业文明的严重生态后果，对生态问题的反思最早开始于与生态学密切相关的生态文学思潮，这一思潮引发了一种特殊的伦理学现象即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在哲学界出现了对工业文明理论基础——自然观的深度反思。 围绕自然观所展开的这一反思过程，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相关。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思路向:其一，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误解，把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诠释为当代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据此指责马克思即使不是直接推动了，也是助推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摧毁性破坏;其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乃是一种生态学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来就具有生态学的理论性质，内含着生态学的理论规定性。在工业文明已经造成严重生态后果的当下，深入挖掘或直接呈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理论维度，是彰显马克思主义之当代性意义的重要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反思路向中，看到的都是在超越工业文明的现代尝试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观的多样性重建。对工业文明导致了严重生态危机的理论反思，引导着人们走向对作为文明之理论根基的“自然观”的重建。 当这样的反思与重建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内涵、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重大问题时，看到生态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尝试。然而，看到，这种自然观的重构是有问题的:就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努力而言，它试图在纯粹哲学的视角之外，即从伦理学的角度引入人类善待自然的合法性根据，但它缺少了从事实性判断的理论视角对生态伦理诉求之合法性的论证，而这一视角是与哲学相关的。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前者在理论上抓住了突破工业文明之症结的根本性路径，即试图从哲学的视角重构人类的自然观，而且致力于呈现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内涵;后者则试图把生态学化了马克思主义贯彻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生态文明的现实实践中，因而不仅在其理论根基指向上更具有根本性和合法性，而且在其现实性或现实影响力、可操作性上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基地。 因此，为了真正洞悉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内涵，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都有必要清楚地厘清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换言之，如果把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视之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在这场革命中为所建构出来的自然观必然是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之上的自然观;同时，也只有立足于这一全新的自然观，才能呈现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立场和科学内涵，从而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式的解释划清界限，为生态文明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这就意味着可以本质性地彰显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根基，即为从根基上超越工业文明，在全新的理论基地上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合法性奠定坚实的基石。 一旦把感性活动、现实个人的劳动或实践为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奠基，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与费尔巴哈的人化自然观的巨大理论鸿沟，而且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导向，即只有从根本上转换人类活动的方式，才能真正使得生态文明从理念变成现实。这一似乎过于理论化的表达，实际上意味着一个现实性的呼吁，即让那种作为当代人类活动方式的、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实现根本性的转型，从而不仅在其经济结构上，而且也在其生产理念、生产目的和生产宗旨上转换为绿色的、可持续性的生产;或者，按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表达，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遵循“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