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重庆棒棒军为案例，运用社会认同论的分析框架，描述了制度性歧视环境下农民工原有农民身份的界定以及它在城市中被持续地加以维系和建构的过程，分析了该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强化和内在化，以及此种认同对农民工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尝试解释农民工在遭受歧视待遇的情况下为何不采取大规模冲突行为。 本文认为农民身份的界定主要来自户籍制度的安排，这一制度固化了农民与城市人之间的差异，使二者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这两个原本有所隐化的范畴伴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而得以凸显，双方由此展开互动，农民身份从三个方面得以维系和建构:一是居优势地位的城市居民复制出的二元结构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污名;二是农民工群体自身所进行的社会比较;三是农民工在应对城市歧视过程中形成的城市乡土网络以及与农村割不断的联系。 此过程在维系农民身份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含义，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对原有宿命式归因的部分承袭以及对新的内在归因模式的接纳使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明晰、负面化和内在化，并普遍接受了现有群际关系的合法性。由此他们基本没有冲突的意识，一般不会主动采取冲突的行为，而更多地采取个体流动等行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