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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市场经济活动实践主体的个人之主体性问题已越发成为人们深刻关注的热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界自身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人学问题,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与视角来启迪理论的发展与前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意义和切身命运也已表现出与主体性问题之解决休戚相关的紧迫性。人之所以是人,乃是因为他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是内含着一定经济关系的存在。那么,在探求个人主体性发育的问题时,需要回顾到他所处的经济事实--市场当中去,以哲学对经济世界的终极关怀来更好地观察现实和解决问题。
个人的主体性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远在西方文明发育之初,古希腊神话、哲学就赋予了个人主体性发育的人本主义文化基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初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个人主体性的呼唤,又一次促进了个人主体性的伟大进步。
个人主体性的发育源自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康德把人的追求发展自主活动的能动性,理解为人性之中的内在矛盾的推动：在人的社会化和私向化这对矛盾的激发下诞生了主体能动性。人就是在这个主体能动性的推动下,从事着处于与自然、与人、与社会三重环境发生交错联系的市场经济实践活动,并且在这一实践过程当中：一方面,从事市场经济实践的个人之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参与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本,时时刻刻都企图反客为主,窃取市场实践主体的个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的主体性发育产生了人性自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关系的、人与社会关系的二律背反。
回首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发育个人主体性角度来说,它并不具有强烈的凸现个人主体性的文化因素,同时,封闭、静止、循环的传统经济结构也没有被赋予解放和发展人之主体性的历史使命,伴随着这样的经济结构特点,集体的、关系本位的文化现象不断地被强化和巩固……个人主体性发育被取消了。当代中国,鉴于传统文化特点、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在这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个年头里,经济高速发展、十三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获得重大突破,都无不证实了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的个人,其主体性发育在历史意义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我国还面临着“主体性发育遭遇关系本位的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和“复调的个人主体性发育图景”的双重现状。于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下,个人主体性发育问题呈现为：既要确立独立性的个体和以个体为本位主体性；又要避免这种个体本位的主体性走向异化的陷阱,避免造成个人主体性失守。面对这样的特殊性,缘于对预防主体性失守的思考,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主体性存在的基础--现实的个人。首先,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生产实践的人,他有稳固的物质基础,即使将其“经济范畴人格化”的抽象一番,他也摆脱不了由他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其主体性发挥、发育仍然处于广泛的社会生产联系当中。这就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发挥的物质基础本质。其次,现实的个人也是丰富多彩的,他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与社会有广泛联系的社会人；有血有肉、富有激情、能动的人；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人。在这三个向度中,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主体性发育的因素,一方面这些因素促使着主体性发育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时时刻刻企图将主体性引入歧途。因此,对这些因素的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对我国个人主体性的反思,从“立”的方面(培育个人主体性)说,扬弃经济个人主义是必要的；从“防”的方面(预防主体性失守)说,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核心,才能捍卫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最终实现追求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统一。总之,无论是“立”,还是“防”,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人主体性发育成为了当今中国主体性理论创新的一个必然的关注点。对此问题的注视不是缘于人为呼唤,而是时代的发展与理论的逻辑延伸的必然趋势。因此,将目光聚焦于个人主体性的发育,尤其是将其铺设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视域内,这就赋予它强劲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