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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早期北大是指北大的最初四十年,这段时间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对于中国大学组织和制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就北大自身而言,最初四十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大体经历了一个从预备、成长、全盛、纷乱到中兴的过程。通过大学权力演化的视角,考察从京师大学堂到国立北京大学的治理史,可以较好地展现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经历。
本文从大学制度、组织的角度,探讨早期北大治理模式和权力架构的演进。围绕有关大学章程、法令、条例、组织大纲的文本,考察了所受国外大学模式的影响、北大治理的理想模式与实际体制之间的区别,揭示北大“教授治校”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以及“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代之以兴的过程。体制变迁不仅源于治校理念的变化,而且与北大的政治生态与制度文化有密切关联。北大的治理模式和权力架构的调整,是大学法令与学校章程之间、学科建制与行政组织之间、主动移植与被动调试之间、理性设计与自发生成之间互动的结果。
本文进而从大学成员、人际的角度,梳理早期北大治理主体与权力演化的过程。通过考察大学内部社群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权力博弈,展现了北大双重使命以及对教育独立的不懈追求。通过考察学校领导者与管理层的人事更替,分析不同时期职员群体与教员群体比例、结构、知识背景和社会属性,透视校内治理主体间的权势转移。本文还展现了早期北大内部纷争的不同形式和演变过程,对研究界所关注的新旧之争和蜀洛之争加以还原与澄清,指出既有研究所谓日法派与英美派之争带有情绪化、倒放电影和夸大事实的倾向。即便存在利益、成见和嫌隙等因素,但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分歧主要是围绕北大生存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反映了政治与学术之间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关系。
本文也从大学活动、事务的角度,考察早期北大治理实践与权力运行的实况。从公文批报到会议决策,从评议会到校务会议,北大的决策机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遵循“学术为体,行政为用”的原则,治理绩效较为显著。本文通过对教务会议、行政会议、总务会议以及各种专门委员会议案类型的归纳,分析这些机构权力运行与职能实现情况,进一步说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必须保障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权力,而在诸如大学图书、仪器、出版等辅助性事业的发展方面,既要教员的广泛参与,也要专家的规划,更要治才的主持。
无论是清末民初的政府办学,蔡元培时代的教授治校,还是“中兴期”的校长治校,不同的治理模式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北大的各种治理主体逐步形成了相对开放、多向交叉的治理网络。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北大仿世界大学通例,学科建制和师资阵营不断成熟,教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管理水平和办学条件有所改善,逐步成长为一所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