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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1919-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办公室女职员为考察对象，采用性别视角，挖掘主体能动性，力图检视女性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矛盾曲折，并拓宽人们对整个魏玛共和国的理解。
办公室女职员是职业女性的代表，在魏玛共和国逐渐成长为庞大而又稳定的社会群体。办公室工作为布尔乔亚女性开辟了一条从家庭苑囿到劳力市场的捷径，让她们取得了相对的经济独立性。但是办公室工作为她们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阻力。因为正是在魏玛时期，办公室工作经历了风格上的蜕变，垂直方向上的性别隔离将女性分流到最低等的工作中。职场中的女性不仅在工资待遇、职业资格上受到了新的歧视，还要承受恶劣工作条件之苦，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同时她们还有着强烈的家庭束缚。
因此，办公室女职员被掷进了一个边界与希冀并存的时代。身处尴尬的处境中，她们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一些策略来理清困惑，生存下去。本文认为，她们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调节和回应加诸在自己身上的环境和条件：在职场内她们将职业提升为一种内在于心的理念，解决职业角色期待和职业角色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职场外她们逃遁于时尚、消遣和消费的世界来转移日常的不满，树立起新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她们向往婚姻来终结职业，并缩小家庭规模以避免女性天职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冲突。
办公室女职员的生存策略一方面内化和吸收了外部语境因素，另一方面也修正和忽略了它们。这其中，妥协与反抗并存。在有限生存空间内的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静止，而是动态的，孕育着长时段的影响。她们形成了自我的价值观，引领了生活和时尚的变迁，突破了性别行为的界限。从她们采取的路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了一种主体意识、一种未来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