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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坛名流之一，自一八四三年出版《现代画家》第一卷开始，约翰·罗斯金即以优美的文笔、敏锐的思维在英国文艺评论界逐渐奠定起自己的领袖地位。他在绘画艺术和建筑学的研究批评中树立了以“情感”、“道德”、“信仰”为口号的人文主义艺术批评理念，故又被称为“艺术界的路德”，开创英国十九世纪艺术批判风气之先。他以“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在英国文艺界奠定了自身的重要地位，启发了后来的一代人。 更重要的是，罗斯金以艺术为载体、以道德为武器，将社会改良思想引入艺术领域之中，将对现实的关注灌入自己的艺术批评理念之中。他以政治经济学为阵地的批判改良思想是在其前期的艺术批判活动中孕育形成的，前者先于后者成熟，而后者则突破了前者，奠定了他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改革家的地位。罗斯金在艺术批评中以“真实”、“自然”、“崇高”为口号，紧接着又在建筑学研究中围绕着哥特式建筑复兴，将“道德”、“情感”、“信仰”等理念的宣扬更加推进一步，努力实践着自己的一套社会改良方案。作为罗斯金艺术批评的灵魂，这些理念贯穿于他的整个艺术批评活动中，并且成为他社会批判改良思想的核心原则。一八六零之前罗斯金的艺术批评作品中已经开始蕴含社会批判的萌芽，例如对英国工业化现状的敏锐剖析、对民族精神状态的担忧、对工人劳动状况的关注以及对劳动本身的赞扬等等。 当然，这一时期孕育于罗斯金艺术批评中的社会改良思想还相当的零散，不成体系，且始终伴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绪。在当时人眼中，罗斯金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评论家、美学家，他还没有开始有意识地集中发表和总结自己的社会改良理念。一直到一八六零年，罗斯金的改良活动才最终超出了他前期的艺术领域，开始将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学领域。 一八六零年之后的二十年，罗斯金将目光投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以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感，在大英帝国一片凯歌高昂声中掀起了一股反工业化的浪潮，与卡莱尔、莫里斯等当时英国文化思想界的名流产生了共鸣，并将这股文化批判潮流延伸至二十世纪。罗斯金将其前期艺术批判中所秉持的“真诚”、“信仰”、“道德”等理念加以延伸，以一种感性化的态度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探索之中，以此为切入点，努力阐述和实践自己的社会改良理论。他大胆地以约翰·穆勒、亚当·斯密等人为批判对象，大力驳斥资本主义社会奉为经典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以一种执着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社会改良理念。 在此过程中，受到早期艺术批判的影响，罗斯金投身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之后依然或多或少地浸润着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以一种感性化的方式介入到理性化理论的建构之中，散文化的手笔、分析的方式以及非历史化的感性角度使得罗斯金的经济学理论不可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系统，因此，“艺术经济学家”、“美学社会学家”一直以来被学术界视为对罗斯金而言比较合适的定位。 然而，尽管罗斯金的经济政治学理论并不具有系统而严谨的专业性价值，但依然蕴藏着不可遮掩的闪光之处。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批判异曲同工，矛头本质上对准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时，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家从客观理性、功利实效的角度来构建和阐述价值、利润、劳动等一系列经济学理念，力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秩序，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巩固以此为基础的阶级统治，缓和并遮掩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对此，罗斯金直斥其非，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正统政治经济学家理论中的虚伪性和非人性化，其中“自由放任”政策、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尤其受到罗斯金的否定和攻击。罗斯金提出自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以“道德”、“信仰”、“生命”和“爱”等作为核心理念，试图构建起一套情感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以唤起工业化时代日渐消逝的道德之光。 在理论构建的同时，罗斯金更是积极地投身到诸多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伦敦工人学院教育改革、牛津筑路运动、圣乔治协会……他提出的“合作”、“互助”等理念显示出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某些相应之处，启发了后来莫里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五六十年代的罗斯金在实践领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将自己投入到一场更为坚定的社会改革洪流之中。 本文拟选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时间段，以罗斯金艺术、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的改良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论述罗斯金灌注于艺术批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活动中的一系列改良革新理念，辨析罗斯金与传统美学家、正统政治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突出罗斯金社会改良思想中情感化、人性化、创新性等特征，并通过罗斯金社会改良理论及其实践活动的个案研究，考察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维多利亚社会发展的某些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