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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宦官活动的视角关注唐代皇权运作的问题。在将宦官活动视为皇权实行手段的前提下，考察宦官在各方面的活动情况，进一步认识唐代皇权运作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家制度变化中的皇帝作用。 唐初以来，宦官人数一直处于增加的趋势，并显示出与皇权发挥的形势变化有密切关系的特点。宦官人数的增加不仅呈现出内侍省职能的扩大，还体现出宦官活动的增多。其中，中使是宦官活动扩大的重要形式。作为中使机制的操纵者——皇帝，以中使作为皇权发挥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处理日常性、礼节性事务，还能执行政治性任务。为此，皇权发挥逐渐走向实务化。 在宦官集团不断增加的趋势下，皇帝为了有效控制而采取了编制方面的一些措施。知内侍省事的出现以及高品、品官、白身分层制度的运作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制度的施行不仅有助于宦官集团维持一定规模，还为皇帝加强控制宦官集团起到了作用。皇帝对宦官集团加强控制的努力还见于宦官特殊群人的组织编制——内养。这些情况表明，作为国家官僚部分成员的宦官集团在组织系统方面得到了井然有序的完善化发展。 关于宦官活动的具体情况，可以从行政、决策、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讨论。 在决策方面，宦官利用身份上的特点影响了皇帝的决策内容。这是与唐初以来皇帝努力扩大个人决策空间的尝试相关而产生的。皇帝愿意听取宦官的意见，宦官以私人对话的形式协助皇帝决策。宦官作用不限于皇帝个人决策空间，随着唐代决策制度的变化，还延伸到延英殿会议上。这一情况在皇帝的有意安排或暗地支持下一直延续到唐末。如此，宦官在决策方面的活动形式发展表示皇权发挥的政治意义。 在行政方面，宦官执行成文和非成文王言的传达职任。这些王言是皇帝直接发出的，其成立过程与以中书、门下省为中心的外朝行政机构没有关系。其文书内容从日常性、礼节性内容逐渐扩展到政务性内容。皇帝通过中使传书的方式可以处理国家政治实务。在此过程中，中使传书逐渐具备了互相性、复数性、专任性等特点，为皇帝自发文书系统的运营提供了制度性条件。此外，宦官还在宫内王言运转的机制上发挥了作用，有助于宫内王言运转结构的多层发展。 在军事方面，宦官担任了监军职任。玄宗朝，在皇帝加强对地方军事的控制力的政治意图下，宦官监军替换御史监军后，在设置范围和制度结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出完善化、系统化趋势。在制度的外延发展同时，宦官监军使的职掌内容也发生变化，不仅执行监督奏察的职任，还干预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事务。宦官监军使甚至还得负责地方政务的运转结果。皇帝以宦官监军使制度为手段对包括地方军政在内的地方政务加强了影响力。 在财政方面，宦官主要担任宫内侍奉皇帝相关事务的内职诸使，对国家经济运转似乎显得没有太大影响。实际上，宦官还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围绕着内库制度运作的情况便是其重要表现。玄宗朝内库制度得到发展后，历代权宦以进奉为媒介建立与财政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对国家财政施加了影响。与此同时，皇帝为了有效控制内库运营，对两个内库宦官使职的人选采取了有意安排。在此背景下，皇帝经常将内库的财政功能用于皇权施行的经济财源。 从宦官活动的制度和政治意义看，皇帝以官僚群体中具有特殊条件的宦官作为手段，加强对政治实务的控制力，还发挥了推动国家制度变化的作用。从中，可以窥见到唐代皇权运作与宦官之关系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