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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被英国人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现代化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无论是晚清的洋务派和维新派，还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人以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对科学技术问题有过自己的思考。实际上，近170多年来，中国人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及反思。本文就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观”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立足于客观历史事件，从国史与中国科技史相结合的角度，试图厘清170多年来科技观的演进，以此揭示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适与变革的复杂过程。
除导言与结语之外，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首先交代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基本界定，然后简要介绍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最后概括说明论文的逻辑构架和行文思路。
第1章“‘以技为用’的应变科技观”。本章主要论述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的冲击，晚清政府为延续皇权统治而采取的以“应变”为目的、突出技术工具价值的科技观的形成原因、产生过程以及特点，并与同时期的日本进行比较，论证这种实用主义的应变科技观并未使传统文明摆脱日渐衰颓的窘境，也未完全达到增强国力、抗击外侮的目标。
第2章“‘以学为道’与科技救国”。本章主要考察了甲午战争以后“以学为道”和“科技救国”两种思潮的形成、表现及对这两种思潮的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以技为用”应变科技观的局限性。随着中国传统儒学精神与现代化发展潮流的矛盾日益凸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变革来改变时局。戊戌变法便是以改革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一次革新运动，虽然这次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却催生出一批具有科学理性观念的近代思想家，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与阐发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和西式教育的兴起，科学的观念开始在国人心中扎根，并日渐获得“无上的尊严”。特别在五四运动及“科玄论战”之后，科学经由器物、制度层面而达到观念层面的泛化，完成了由“技”进于“道”的提升，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成为一股权威力量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渐渐衍化为一种精神信仰体系。
“科技救国”论的形成经历了鸦片战争时期“技术救国”论的萌发，戊戌变法时期“西学格致救国”、“物质救国”论的发展，再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科学》杂志创办的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国人科学观念的不断推进，在民国时期战乱不安的特殊历史情境中，社会上日渐形成了以“救国”为目标，以科学技术为有效手段来拯救国家的实践运动，使科学技术成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正当“科技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之际，一些科技工作者开始反思并提出“科技不能救国”的主张，并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寻，逐渐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拉回到科学本真的面相。但历史已表明，即便如此，科学技术仍然无法逃脱不断作为一种承担各种责任的工具被利用的命运。
第3章“为政治服务的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科技观对国家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科技观主要来源于国家主要领导人。由于执政理念的不同，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科技观:一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有用”的角度来发展科学技术。他们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为抗战事业和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工具理性至上的功利取向不仅坚持“以科技为用”，还认同“以人为用”，并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极致，最终致使科学技术沦为政治的工具，更在实践层面上使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这正是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残迹造成的结果。另一类则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目中有“人”，对科学技术持有较理性的认知和态度，并借助不同的政治形势，为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第4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科学技术”。本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和国家不断按照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规划和管理科技事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阐释了科技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叙述了中国科技体制逐步转型和开放的历程，指出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自主创新论的提出，体现了科技文化因素已大量渗入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文明中的理性成分大大增加。
总体上看，17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科技观不仅有明显的“重技轻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求强情结”。因而，主流科技观的演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科学技术常常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也正因为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观的演变也显现出许多复杂和曲折。
除导言与结语之外，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首先交代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基本界定，然后简要介绍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最后概括说明论文的逻辑构架和行文思路。
第1章“‘以技为用’的应变科技观”。本章主要论述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的冲击，晚清政府为延续皇权统治而采取的以“应变”为目的、突出技术工具价值的科技观的形成原因、产生过程以及特点，并与同时期的日本进行比较，论证这种实用主义的应变科技观并未使传统文明摆脱日渐衰颓的窘境，也未完全达到增强国力、抗击外侮的目标。
第2章“‘以学为道’与科技救国”。本章主要考察了甲午战争以后“以学为道”和“科技救国”两种思潮的形成、表现及对这两种思潮的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以技为用”应变科技观的局限性。随着中国传统儒学精神与现代化发展潮流的矛盾日益凸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变革来改变时局。戊戌变法便是以改革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一次革新运动，虽然这次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却催生出一批具有科学理性观念的近代思想家，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与阐发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和西式教育的兴起，科学的观念开始在国人心中扎根，并日渐获得“无上的尊严”。特别在五四运动及“科玄论战”之后，科学经由器物、制度层面而达到观念层面的泛化，完成了由“技”进于“道”的提升，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成为一股权威力量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渐渐衍化为一种精神信仰体系。
“科技救国”论的形成经历了鸦片战争时期“技术救国”论的萌发，戊戌变法时期“西学格致救国”、“物质救国”论的发展，再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科学》杂志创办的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国人科学观念的不断推进，在民国时期战乱不安的特殊历史情境中，社会上日渐形成了以“救国”为目标，以科学技术为有效手段来拯救国家的实践运动，使科学技术成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正当“科技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之际，一些科技工作者开始反思并提出“科技不能救国”的主张，并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寻，逐渐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拉回到科学本真的面相。但历史已表明，即便如此，科学技术仍然无法逃脱不断作为一种承担各种责任的工具被利用的命运。
第3章“为政治服务的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科技观对国家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科技观主要来源于国家主要领导人。由于执政理念的不同，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科技观:一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有用”的角度来发展科学技术。他们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为抗战事业和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工具理性至上的功利取向不仅坚持“以科技为用”，还认同“以人为用”，并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极致，最终致使科学技术沦为政治的工具，更在实践层面上使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这正是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残迹造成的结果。另一类则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目中有“人”，对科学技术持有较理性的认知和态度，并借助不同的政治形势，为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第4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科学技术”。本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和国家不断按照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规划和管理科技事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阐释了科技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叙述了中国科技体制逐步转型和开放的历程，指出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自主创新论的提出，体现了科技文化因素已大量渗入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文明中的理性成分大大增加。
总体上看，17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科技观不仅有明显的“重技轻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求强情结”。因而，主流科技观的演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科学技术常常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也正因为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观的演变也显现出许多复杂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