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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日益现代化发展，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弱势群体增加等社会问题。在这其中，城镇化问题、三农问题、分配制度问题、各社会的要素差异问题以及社会的边缘化问题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宗教领域，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问题，包括宗教与社会变迁研究、宗教组织研究、宗教与身份认同研究和宗教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研究等诸多问题，仍是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题。这说明，宗教在当前社会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其社会功能角色。在市场经济收入分配中，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通过“慈善关怀的手”去解决市场、政府因财力有限或者低效率等原因造成的某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历史上，宗教慈善、宗族慈善、国家慈善和社会慈善一起构成传统社会四种基本慈善类型，所以宗教慈善也是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宗教通过发展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向教内外乃至全社会展示宗教的真、善、美以及它的教义中所蕴含的慈善思想及精神内涵。宗教慈善在慈善救助的覆盖面、深入度和持续性等方面，表现较为显著，这往往是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做不到或不可替代的。宗教慈善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并且宗教慈善通过道德教化来体现它的慈善思想及人文关怀，对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暂且不说对宗教慈善问题进行研究，就是对慈善问题的论述亦很少，他们不仅没有就慈善问题写过专门论著，就是在论述中直接用到“慈善”、“慈善组织”等词语的地方，也不过二十多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克斯恩格斯的慈善理论缺乏科学的解读，从而造成慈善集体失语。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涉及慈善的论述中，并不是否定所有慈善活动，面是批判某些高调慈善、功利性慈善等，由此问题引起笔者对慈善尤其是道教社会慈善的关注。
笔者特别选取中国道教发展较具特色的地区——成都为例。成都地理位置比较典型，居民除汉族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社会代表性强，成都道教在历史上有突出贡献，尤其体现中国道教城乡分布的社会现实与发展样态，道教作为民族发展的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活化石。道教“根在中国、源在成都”，主要体现在:其一，成都是发源之地，是道教创教开派的核心地区。东汉时期，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创立道教，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的起点。同时，道教在青城山及蜀中的传播日益兴盛，遂使之成为道教发祥地。故此，发源地与发祥地聚集一身，体现了成都道教的重要地位和特色;其二，成都道教历史悠久，传承不断。成都道教发展史可视为中国道教发展史的缩影。从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到正一道再到全真道，其道脉相承，在全国道教发展史上史无前例;其三，成都道教内涵厚重，影响深远。成都地区道教文化内涵厚重，与民风民俗紧密相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四，成都道教地位特殊，难以替代。从古至今，成都道教在海内外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大邑鹤鸣山“道源圣城”、青城山“洞天福地”作为中国道教“开宗圣地”，新津老君山“三祖圣地”和成都青羊宫“都市道场”，都突出了成都道教内涵，深刻彰显成都道教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成都道教社会慈善研究背景体现出成都作为“休闲之都”的生活方式，同时“独善其身”的个人理念和“抱朴守一”的社会资源分配观等因素亦影响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特征。当然，它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慈善思想中乐善好施，济世利人观念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对成都道教社会慈善进行研究就颇具一定的独特性和说服力。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一是道教社会慈善在目前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道教社会慈善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凸显道教社会慈善的社会性，即道教慈善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且涉及道教社会慈善在发展过程中的生存态势，所遇困境与可实施路径。因为纵观世界主要几大宗教，其教义和学说对现实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恐怕就是其慈善思想。慈善是各种宗教的共同特征，如佛教的“人间佛教”理念，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宣扬“博爱济世，扶人于难”;天主教的“荣神益人”;道教“济世利人、齐同慈爱”思想，倡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伊斯兰教的“卧尔滋”解经，倡导“造福社会、两世吉庆”等等。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自诞生起就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早期五斗米道的“义舍”到金元全真道对战乱灾民的救济;从道医不分到各种道教劝善书的盛行，从传统的绿化环境、“德及微命”到当代的捐款捐物、植树造林等，可以发现道教一直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可见，道教社会慈善是宗教慈善事业中的一部分，也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第三维度的基本特质。
二是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查找相关史料，论证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现状，认清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在中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诠释道教社会慈善基本思想，道教社会慈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道教社会慈善所面临发展困境与发展路径等，从而凸显道教社会慈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样态。道教强调肉身不死，其根本问题不是认知逻辑问题，而是认为活着并要活得更好，变成“超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利他思想，从而逐渐把道教社会慈善变成一种全民慈善，并把它当作一种习惯。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慈善观可以转化为普世的利他主义行为，道教虽然强调独善其身，但是在其利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利他人、利社会。为了充分地论证此研究目的，特以成都“三山一宫”作为样本，对其社会慈善行为进行剖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通过以下章节来论述:
导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研究缘起与现实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慈善与慈善事业，尤其是道教社会慈善事业相关性研究综述，并运用文献探讨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第一章，重点论述宗教社会学视域下的“慈善”与“社会慈善事业”，并从“第三次分配”理论和“慈善文化”视域两种视角来诠释道教社会慈善。因为宗教慈善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道教社会慈善是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第三维度。成都道教社会慈善是中国道教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那么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亦彰显了当代社会发展第三维度特质。
第二章，重点论述道教社会慈善思想基础。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受到政治、经济、伦理等多元因素及价值观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在“劝善行善、修道成仙”终极观，“上善若水、乐生好善”利他观，“天人感应、善恶报应”承负观和“阴骘阴德、阴功有报”价值观四个方面，这四方面思想较多融合并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社会慈善文化的特质，为道教社会慈善的发展奠定较完善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重点论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历史表征与发展现状。成都道教有一个产生、发展、衰落与分化、整合、再分化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相应的社会慈善理念和行为也各不一样。成都道教社会慈善的产生受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突出其相应的历史表征，具体分析“三山一宫”地缘分布特征，社会慈善行为主体、各道教宫观的经济来源及慈善捐赠规模以及相应的社会慈善活动及其相关内容。
第四章，重点论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基本特征及其行为。这主要体现在道教社会慈善行为载体多样化、组织捐赠与个人捐赠相结合，慈善捐赠规模相对较小等。虽然成都道教各宫观在发展过程中，经济能力有一定局限性，但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回报社会的积极性高，并且将“有形”慈善与“无形”慈善相结合，突出道教“教化度人”思想，很好地体现了道教社会慈善在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利我与利他的终极关怀之间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尤其是“阴德阴功”思想对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影响较深刻，本文对此作了重点分析。
第五章，重点论述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困境，以及面对这些困境所采取的相应路径，突出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对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重点指出道教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是新时期道教“济世度人”思想的现实表现，并且具有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良性互动和道德水平提升的价值取向。
最后，突出本文主旨所在，道教社会慈善发展所追求的是一种“本真”的价值理念，彰显了道教信仰在慈善领域的精神魅力，其最终追求的极境便是社会不再需要慈善事业，最终实现一种“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暂且不说对宗教慈善问题进行研究，就是对慈善问题的论述亦很少，他们不仅没有就慈善问题写过专门论著，就是在论述中直接用到“慈善”、“慈善组织”等词语的地方，也不过二十多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克斯恩格斯的慈善理论缺乏科学的解读，从而造成慈善集体失语。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涉及慈善的论述中，并不是否定所有慈善活动，面是批判某些高调慈善、功利性慈善等，由此问题引起笔者对慈善尤其是道教社会慈善的关注。
笔者特别选取中国道教发展较具特色的地区——成都为例。成都地理位置比较典型，居民除汉族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社会代表性强，成都道教在历史上有突出贡献，尤其体现中国道教城乡分布的社会现实与发展样态，道教作为民族发展的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活化石。道教“根在中国、源在成都”，主要体现在:其一，成都是发源之地，是道教创教开派的核心地区。东汉时期，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创立道教，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的起点。同时，道教在青城山及蜀中的传播日益兴盛，遂使之成为道教发祥地。故此，发源地与发祥地聚集一身，体现了成都道教的重要地位和特色;其二，成都道教历史悠久，传承不断。成都道教发展史可视为中国道教发展史的缩影。从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到正一道再到全真道，其道脉相承，在全国道教发展史上史无前例;其三，成都道教内涵厚重，影响深远。成都地区道教文化内涵厚重，与民风民俗紧密相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四，成都道教地位特殊，难以替代。从古至今，成都道教在海内外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大邑鹤鸣山“道源圣城”、青城山“洞天福地”作为中国道教“开宗圣地”，新津老君山“三祖圣地”和成都青羊宫“都市道场”，都突出了成都道教内涵，深刻彰显成都道教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成都道教社会慈善研究背景体现出成都作为“休闲之都”的生活方式，同时“独善其身”的个人理念和“抱朴守一”的社会资源分配观等因素亦影响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特征。当然，它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慈善思想中乐善好施，济世利人观念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对成都道教社会慈善进行研究就颇具一定的独特性和说服力。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一是道教社会慈善在目前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道教社会慈善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凸显道教社会慈善的社会性，即道教慈善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且涉及道教社会慈善在发展过程中的生存态势，所遇困境与可实施路径。因为纵观世界主要几大宗教，其教义和学说对现实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恐怕就是其慈善思想。慈善是各种宗教的共同特征，如佛教的“人间佛教”理念，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宣扬“博爱济世，扶人于难”;天主教的“荣神益人”;道教“济世利人、齐同慈爱”思想，倡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伊斯兰教的“卧尔滋”解经，倡导“造福社会、两世吉庆”等等。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自诞生起就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早期五斗米道的“义舍”到金元全真道对战乱灾民的救济;从道医不分到各种道教劝善书的盛行，从传统的绿化环境、“德及微命”到当代的捐款捐物、植树造林等，可以发现道教一直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可见，道教社会慈善是宗教慈善事业中的一部分，也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第三维度的基本特质。
二是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查找相关史料，论证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现状，认清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在中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诠释道教社会慈善基本思想，道教社会慈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道教社会慈善所面临发展困境与发展路径等，从而凸显道教社会慈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样态。道教强调肉身不死，其根本问题不是认知逻辑问题，而是认为活着并要活得更好，变成“超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利他思想，从而逐渐把道教社会慈善变成一种全民慈善，并把它当作一种习惯。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慈善观可以转化为普世的利他主义行为，道教虽然强调独善其身，但是在其利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利他人、利社会。为了充分地论证此研究目的，特以成都“三山一宫”作为样本，对其社会慈善行为进行剖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通过以下章节来论述:
导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研究缘起与现实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慈善与慈善事业，尤其是道教社会慈善事业相关性研究综述，并运用文献探讨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第一章，重点论述宗教社会学视域下的“慈善”与“社会慈善事业”，并从“第三次分配”理论和“慈善文化”视域两种视角来诠释道教社会慈善。因为宗教慈善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道教社会慈善是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慈善事业发展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第三维度。成都道教社会慈善是中国道教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那么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亦彰显了当代社会发展第三维度特质。
第二章，重点论述道教社会慈善思想基础。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受到政治、经济、伦理等多元因素及价值观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在“劝善行善、修道成仙”终极观，“上善若水、乐生好善”利他观，“天人感应、善恶报应”承负观和“阴骘阴德、阴功有报”价值观四个方面，这四方面思想较多融合并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社会慈善文化的特质，为道教社会慈善的发展奠定较完善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重点论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历史表征与发展现状。成都道教有一个产生、发展、衰落与分化、整合、再分化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相应的社会慈善理念和行为也各不一样。成都道教社会慈善的产生受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突出其相应的历史表征，具体分析“三山一宫”地缘分布特征，社会慈善行为主体、各道教宫观的经济来源及慈善捐赠规模以及相应的社会慈善活动及其相关内容。
第四章，重点论述成都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基本特征及其行为。这主要体现在道教社会慈善行为载体多样化、组织捐赠与个人捐赠相结合，慈善捐赠规模相对较小等。虽然成都道教各宫观在发展过程中，经济能力有一定局限性，但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回报社会的积极性高，并且将“有形”慈善与“无形”慈善相结合，突出道教“教化度人”思想，很好地体现了道教社会慈善在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利我与利他的终极关怀之间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尤其是“阴德阴功”思想对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影响较深刻，本文对此作了重点分析。
第五章，重点论述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困境，以及面对这些困境所采取的相应路径，突出道教社会慈善发展对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重点指出道教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是新时期道教“济世度人”思想的现实表现，并且具有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良性互动和道德水平提升的价值取向。
最后，突出本文主旨所在，道教社会慈善发展所追求的是一种“本真”的价值理念，彰显了道教信仰在慈善领域的精神魅力，其最终追求的极境便是社会不再需要慈善事业，最终实现一种“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