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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分析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OVCF)经皮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PKP)手术前后中医证型分布及演变规律，并研究术后再骨折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其与中医证型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脊柱外科接受PKP手术治疗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严格按照相关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及脱落病例数据，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椎体再骨折结果，将入组患者分为再骨折组与未再骨折组，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初次骨折时椎体节段部位及数量，术后再骨折时椎体节段和数量，骨水泥注入量及骨水泥弥散程度，术前中医四证信息、通过术后门诊复查时记录其术后3天、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中医证型，术后是否规律抗骨质疏松治疗等资料，对两组患者相关观察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所有单因素分析具有明显差异者再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
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有效病例276例。276名患者均于我院完成了PKP手术治疗，其中术后发生二次骨折者63例，再骨折率22.82%，未发生二次骨折者213例，占比77.18%。男性59例，女性217例，年龄分布在28岁至103岁之间，其中51岁至70岁最多，占51.08％，约有42.38%的患者年龄大于70岁，平均年龄为68.1±11.4岁；
初次骨折椎体序列在T10椎体以上29例，T11椎体23例，T12椎体50例，L1椎体91例，L2椎体20例，L3椎体26例，L4椎体26例，L5椎体11例；其中发生在腰椎174例，发生在胸椎102例；初次骨折好发于T12、L1节段；
OVCF患者术前气质血瘀型145例(52.54%)，肝肾阴虚型67例(24.27%)，脾肾阳虚40例(14.49%),气血两虚证(8.69%)，术前证型以气质血瘀型居多，肝肾阴虚型次之。术后6个月时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比例明显升高，而气滞血瘀型的比例显著下降；
两组在年龄、性别、初次骨折椎体节段数、初次骨折椎体节段部位、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弥散程度、术前中医证型、术后抗骨质疏松情况等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初次骨折椎体数量、部位及骨水泥注入量与术后再骨折部位具有相关性，两组间在胸腰段、中高剂量骨水泥注入量等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高剂量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弥散不充分、高龄、女性、初始多节段椎体骨折，初始胸腰段椎体骨折、术前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术后未规律抗骨质疏松治疗是PKP术后再骨折发病风险升高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1.OVCF患者术前中医证候、原发骨折椎体部位、数量、性别、年龄、骨水泥注入量及弥散程度、是否规律抗OP药物治疗等与术后再骨折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
2.PKP术后患者在中医证候上有由气滞血瘀向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型两种证候演变的趋势；术前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是术后再骨折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
3.初次骨折部位位于胸腰段且骨折椎体为多个节段时，PKP术后再骨折风险增加，高龄女性是术后发生再骨折的高危因素；术中较小的骨水泥注入量和充分的分布可能拥有较好的手术效果，降低术后再骨折的发生率；骨水泥注入量过大易产生术后邻椎的再骨折。长期规律的抗OP药物治疗也可减少术后再骨折的产生。
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脊柱外科接受PKP手术治疗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严格按照相关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及脱落病例数据，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椎体再骨折结果，将入组患者分为再骨折组与未再骨折组，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初次骨折时椎体节段部位及数量，术后再骨折时椎体节段和数量，骨水泥注入量及骨水泥弥散程度，术前中医四证信息、通过术后门诊复查时记录其术后3天、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中医证型，术后是否规律抗骨质疏松治疗等资料，对两组患者相关观察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所有单因素分析具有明显差异者再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
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有效病例276例。276名患者均于我院完成了PKP手术治疗，其中术后发生二次骨折者63例，再骨折率22.82%，未发生二次骨折者213例，占比77.18%。男性59例，女性217例，年龄分布在28岁至103岁之间，其中51岁至70岁最多，占51.08％，约有42.38%的患者年龄大于70岁，平均年龄为68.1±11.4岁；
初次骨折椎体序列在T10椎体以上29例，T11椎体23例，T12椎体50例，L1椎体91例，L2椎体20例，L3椎体26例，L4椎体26例，L5椎体11例；其中发生在腰椎174例，发生在胸椎102例；初次骨折好发于T12、L1节段；
OVCF患者术前气质血瘀型145例(52.54%)，肝肾阴虚型67例(24.27%)，脾肾阳虚40例(14.49%),气血两虚证(8.69%)，术前证型以气质血瘀型居多，肝肾阴虚型次之。术后6个月时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比例明显升高，而气滞血瘀型的比例显著下降；
两组在年龄、性别、初次骨折椎体节段数、初次骨折椎体节段部位、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弥散程度、术前中医证型、术后抗骨质疏松情况等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初次骨折椎体数量、部位及骨水泥注入量与术后再骨折部位具有相关性，两组间在胸腰段、中高剂量骨水泥注入量等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高剂量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弥散不充分、高龄、女性、初始多节段椎体骨折，初始胸腰段椎体骨折、术前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术后未规律抗骨质疏松治疗是PKP术后再骨折发病风险升高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1.OVCF患者术前中医证候、原发骨折椎体部位、数量、性别、年龄、骨水泥注入量及弥散程度、是否规律抗OP药物治疗等与术后再骨折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
2.PKP术后患者在中医证候上有由气滞血瘀向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型两种证候演变的趋势；术前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是术后再骨折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
3.初次骨折部位位于胸腰段且骨折椎体为多个节段时，PKP术后再骨折风险增加，高龄女性是术后发生再骨折的高危因素；术中较小的骨水泥注入量和充分的分布可能拥有较好的手术效果，降低术后再骨折的发生率；骨水泥注入量过大易产生术后邻椎的再骨折。长期规律的抗OP药物治疗也可减少术后再骨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