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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宋文帝和元嘉佛教为中心，探讨元嘉年间佛教的历史面貌，力图从政治、经济、思想互动的角度，揭示宋文帝在其父亲宋武帝刘裕的影响下，在整个社会背景和政治斗争形势下，如何形成自己的佛教观，以及他在元嘉年间的佛教论争中，如何平衡一个佛教信徒和一个国家统治者的角色。另外，在晋宋之际，大量的劳动力为避免苛捐杂税而逃入寺庙，导致僧权膨胀，国家的劳动人口和税收大量流失，这些问题使得封建国家逐步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本文指出宋文帝时期正是南朝佛教政策逐步制度化的时期，僧人慧观是刘宋僧正的雏形。本文还通过分析宋文帝身边亲信和权臣的佛教观以及僧人辅政现象，考察了刘宋元嘉年间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绪论部分陈述了选题的理由与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有待补足的研究点，并对本文的论述重点、研究方法、文献依托和使用原则作了交代。 第一章《元嘉佛教的时代背景》，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佛教的兴起进行考察，作为理解元嘉佛教的思想背景。本章指出道家和儒家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两级，分别在西汉初年和汉武帝后占据主流，但是在汉末“党锢之祸”以后，统治者打着名教的旗号镇压真心维护名教的人士，使得思想界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玄学和清谈开始成为魏晋时期的风尚，从而为佛教的流传开辟了道路。 第二章《宋文帝家族成员和佛教界的关系》，主要考察宋文帝之父、刘宋开国之君刘裕对于佛教的态度及其对宋文帝的影响。第一节<武帝刘裕与佛教的渊源>，按时间顺序考察了刘裕与佛教的关系，指出刘裕以镇压带有天师道背景的孙恩、卢偱起义和讨伐与佛教界不睦的桓玄起家，因此在政治上注意笼络佛教界。第二节<佛教与刘宋建国神话的构造:慧义献璧事件>，详细排比资料，分析在刘宋建国神话中一个关键性事件——慧义献璧事件中佛教徒参与和扮演的角色，指出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宋王朝初期的佛教政策以及佛教界的势力格局。第三节<宋武帝崇佛对于其子侄辈的影响>，考察了刘裕崇信佛教的态度对其兄弟、子侄特别是宋文帝刘义隆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作为信仰个体的宋文帝》，考察宋文帝本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对元嘉年间佛教界几次重大论争的态度。第一节<理性的佛教徒>，指出宋文帝对佛教有一个从不甚崇信到比较崇信的过程，即使信佛以后，也不是一个宗教感情非常浓厚的佛教徒，他的政治理性、君主身份使得他始终对佛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对待佛教的立场也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徘徊在崇佛和抑佛之间。第二节<宋文帝与元嘉之际的思想争论>，分别对发生在元嘉年间的踞食之争和顿渐之争做了考察，着重讨论了宋文帝在两次思想争论中的态度，指出排行第三的宋文帝以非正统的方式登上皇位虽然是形势使然，但也使得他对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有所偏爱，他欣赏慧琳、道生这种敢于提出新思想的僧人就是这种心态在宗教上的反映。 第四章《宋文帝对佛教的影响》，第一节<宋文帝与建康僧团>着重对建康的僧团特别是祗洹寺和道场寺做了考察，指出祗洹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刘宋王朝的官寺，释慧观是刘宋僧正的雏形。第二节<宋文帝与佛教管理政策>，指出为逃避劳役和捐税而非出于宗教信仰而出家的人大量进入僧界，造成了寺院风气的奢靡和堕落，因此刘宋政权不断加强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南朝的出家公度制度和僧官制度就是在元嘉年间逐步成型的。 第五章《元嘉年间佛教与政治》，第一节<宋文帝的权臣与佛教>主要考察了谢灵运、颜延之、释慧琳、何承天、何尚之、宗炳等人的佛学思想，他们围绕佛教的理论和礼仪制度的争论对宋文帝的影响非常大，使他由“未甚崇信”进而”信心乃立，致意佛经”。第二节<僧人辅政与政治斗争>，对元嘉年间的僧人辅政现象进行了考察，并对元嘉年间导致彭城王义康和宋文帝之死的两次重大政治斗争中的佛教和民间宗教因素进行了分析，反映出元嘉时期佛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纠葛，从而体现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作者认为，元嘉年间，佛教在宋文帝重视文治的指导思想下，无论是佛经翻译、僧团势力以及佛教义理的探讨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统治者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制度也逐渐成型，这一切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佛教中国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