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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陶东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实践。陶东风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其批评实践贯穿了中国文化研究从引介到繁荣的阶段，开展对他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目前对陶东风的研究未注意到公共性理论在他思路中的重要地位，也缺乏对陶东风公共性文化研究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从“公共性”视角出发，联系陶东风的批评实践，讨论陶东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绪论部分介绍陶东风文化研究的异质性和影响力，概括陶东风文化研究的研究现状，论述中国文化研究的出场背景、学术建设和学科设置情况。
第一章分析陶东风公共性批评的理论语境。20世纪80年代所建立的“审美范式”无法有效阐释大众文化，是陶东风往“公共性”思路靠拢的理论背景；传媒文化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的逐步兴起，是他接触哈贝马斯理论的现实语境；市民社会的发展立足于尊重差异的世俗生活，这意味着世俗社会要求底线道德而非神性道德，也正是基于中国是世俗社会的判定，他于90年代末开始反思文化批评中套用西方理论和“泛审美化”、“泛道德化”的倾向。
第二章论述陶东风世俗化立场上的公共性批评。陶东风借“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与社会文化分离的状况。在学科反思层面，展现出他对精英化学术话语的排斥和建构差异化学术公共领域的期望。在价值判断层面，陶东风表达了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背后消费意识形态的深刻忧虑，因为这会让真正的“大众”沉默和消失。这两个层面是陶东风构建“对抗性公共领域”的两翼，目的是实现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的有机结合。但陶东风忽视了知识分子因学术体制化程度加深，无法有效与社会政治连接的问题；在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中，他担忧文化公共领域只有娱乐狂欢的自由，却缺乏正常公共领域中言说和社会改良的自由，本文认为他揭示了文化公共性不足的现实；陶东风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世俗化”的分析是在“文学祛魅”(“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祛魅”的一个过程)议题后进一步的思考，他逐渐形成了政治效果分析的思路，是否具备情感和行动上的“反收编”性质是他判断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关键。
第三章分析陶东风公共性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阿伦特的公共性理论是陶东风批评方法成熟的关键，陶东风借阿伦特的“政治”含义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力图让不同的批评观念能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呈现，避免文学研究的再度附庸化，这也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内在要求。陶东风的“政治批评”以公共性建设为导向，以守护人的“复数性”为根本要求：它首先是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 关注不同时空中相同文化产品的不同意义；同时注重政治功能性考察，关注文化现象是否具有抵抗总体化进程和反对权力宰制的能力；还具有“后形而上学”的旨趣，以文化公共领域中异质性的“意见”来消解专断的“真理”。当然，陶东风的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忽视了交往者的文化背景差异所带来的交往有效性问题，对阿伦特理论的“创造性”挪用与理论背景之间的罅隙问题，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传媒交际手段有限的因素，未能具体分析80年代公共性发生与官方话语的同构程度。
绪论部分介绍陶东风文化研究的异质性和影响力，概括陶东风文化研究的研究现状，论述中国文化研究的出场背景、学术建设和学科设置情况。
第一章分析陶东风公共性批评的理论语境。20世纪80年代所建立的“审美范式”无法有效阐释大众文化，是陶东风往“公共性”思路靠拢的理论背景；传媒文化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的逐步兴起，是他接触哈贝马斯理论的现实语境；市民社会的发展立足于尊重差异的世俗生活，这意味着世俗社会要求底线道德而非神性道德，也正是基于中国是世俗社会的判定，他于90年代末开始反思文化批评中套用西方理论和“泛审美化”、“泛道德化”的倾向。
第二章论述陶东风世俗化立场上的公共性批评。陶东风借“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与社会文化分离的状况。在学科反思层面，展现出他对精英化学术话语的排斥和建构差异化学术公共领域的期望。在价值判断层面，陶东风表达了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背后消费意识形态的深刻忧虑，因为这会让真正的“大众”沉默和消失。这两个层面是陶东风构建“对抗性公共领域”的两翼，目的是实现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的有机结合。但陶东风忽视了知识分子因学术体制化程度加深，无法有效与社会政治连接的问题；在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中，他担忧文化公共领域只有娱乐狂欢的自由，却缺乏正常公共领域中言说和社会改良的自由，本文认为他揭示了文化公共性不足的现实；陶东风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世俗化”的分析是在“文学祛魅”(“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祛魅”的一个过程)议题后进一步的思考，他逐渐形成了政治效果分析的思路，是否具备情感和行动上的“反收编”性质是他判断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关键。
第三章分析陶东风公共性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阿伦特的公共性理论是陶东风批评方法成熟的关键，陶东风借阿伦特的“政治”含义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力图让不同的批评观念能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呈现，避免文学研究的再度附庸化，这也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内在要求。陶东风的“政治批评”以公共性建设为导向，以守护人的“复数性”为根本要求：它首先是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 关注不同时空中相同文化产品的不同意义；同时注重政治功能性考察，关注文化现象是否具有抵抗总体化进程和反对权力宰制的能力；还具有“后形而上学”的旨趣，以文化公共领域中异质性的“意见”来消解专断的“真理”。当然，陶东风的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忽视了交往者的文化背景差异所带来的交往有效性问题，对阿伦特理论的“创造性”挪用与理论背景之间的罅隙问题，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传媒交际手段有限的因素，未能具体分析80年代公共性发生与官方话语的同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