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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语录文献,开始编纂于七十子“祭祀”孔子的严肃活动,祭祀活动产生了第一批孔子语录文献;“三年居丧”后同辈间讲习孔子语录的行为,大大增加了孔子语录的数量和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子同辈间讲习孔子语录活动变成师徒传授性质的讲习活动。于此,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步入正规化、模式化时期。师徒间传授语录活动不仅丰富了孔子语录类文献,同时也增加了七十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经过七十子、再传弟子、第三代弟子的辛勤努力,孔子语录及七十子语录文献正式形成。
孔子问对体文献,与语录体文献相比,篇幅较长、主题统一,具有独立文体的性质。问对体文献的著述过程,与七十子中的前辈弟子关系密切;前辈弟子的“转述”行为直接促使了问对文献的诞生。子羔的行为基本可以代表前辈弟子的概貌,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能够证明前辈弟子与问对体文献的关系。以问对双方的关系为标准,君臣问对、师徒问对是孔子问对体文献的主流。两者形式有别,著述心理也各有渊源:君臣问对体文献,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访问”制度,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著述行为,此类文献成为战国诸子著作中常见的形式;师徒问对文献,来源于具体的教学活动行为,起源甚古,儒家教学活动的兴起无疑再次推广这种教学形式。孔子师徒问对体文献,为战国诸子提供了可资仿效的范本,由此带动师徒问对体文献的大量出现。经过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辛勤努力,“君臣问对”和“师徒问对”的著述方式,成为战国时期风行于世的文献著录模式。
《孔子三朝记》是孔子-鲁哀公问对的文献,也曾以专书的形式流传于世。经过梳理和考辨,可以确证《孔子三朝记》是战国前期的儒家文献。在多部典籍中,孔子-子贡的对话内容与孔子-鲁哀公对话内容存在众多一致性;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以《孔子三朝记》为代表的孔子-鲁哀公问对文献的整理和载录,与子贡的行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战国秦汉时期文献的引用情况看,《孔子三朝记》在战国两汉时期的传播面并不狭窄,知名度也不低。然而,在两汉以后的儒学传承中《孔子三朝记》渐趋式微。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孔子三朝记》的文本特点,另一方面则与汉人对《孔子三朝记》的认识态度关系密切,这反映在他们对《孔子三朝记》的图书归类方面。《孔子三朝记》的悲剧命运,是上述两方面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七十子的著述过程,具有历史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著述活动看,语录体和问对体文献的生成,是整个孔门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著述阶段看,语录体和问对体文献的产生也大致趋于同一时期。就孔子语录体、问对体文献产生的共同过程而言,毋庸置疑的是存在以下五种标志性事件或人物:孔子之死,子贡的作为,子羔的标志,师事有若,曾子的贡献。这五个方面是对七十子整个著述行为的“事件化”总结,把握五个方面也就把握了七十子著述过程的整体面貌。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著述过程,或由标志性事件引发,或围绕代表性人物进行,或两两交互作用共同促使出现了大规模的孔子文献整理、载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