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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非常显著。较为严重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如果经济过热，那么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成本方面的透支将大幅增加;由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如果经济过冷，那么就业压力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克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国际学术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许多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波动理论体系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中国自身特有国情，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国内学者在探索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经验规律和路径方法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似乎仍然是一个“迷”，是一个“黑箱”，迫切处于深入研究和发现的状态。 本文把研究的视角聚焦在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政府行为方面，具体而言:第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源究竟来自何处，哪些冲击因素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各种不同冲击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别，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什么样的走势?第二，为什么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诸多的扭曲行为，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具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些扭曲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些冲击具有怎样的特征?第三，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受到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影响，那么，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时应如何调整政府间纵向关系，应对和破解地方政府困境的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方案对宏观经济稳定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具有一种能够兼顾破解地方政府困境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改革方案?第四，地方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影响，那么，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时应如何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地区间的财政竞争和官员政治晋升竞争是否对地方政府冲击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地方政府冲击的形成机制究竟是什么，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学术界上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从政府行为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为兼顾经济转型与经济稳定的体制改革方案提供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来源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投资层面的“忽冷忽热”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从国内生产总值组成结构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来源于存货投资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比例分别达到39％和26％左右，来源于进出口波动的比例达到28％左右，中国居民消费的起伏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程度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的趋势，宏观经济稳定性趋于增强，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活动出现了稳定化的趋势。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的起伏波动而言，从长期看，大约有30％的部分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冲击，大约有60％的部分是来源于市场环境冲击，剩余10％的部分应归咎于地方政府和市场环境之外的其他冲击因素。 第二，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根植于现行的制度环境，受到政府间纵向关系和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控制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俨然属于老鼠与猫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猫鼠博弈中，中央政府将游戏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而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游戏规则，并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选择自己的次优行为。在事务支出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谈判力，因此出现了诸多“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这些中央“请客不买单”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困境。面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能投身到“退而求其次”的地区间竞争之中。中国各地区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加之恶性竞争机会成本较低的这一事实，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扭曲行为，这种扭曲行为不仅表现在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方面，还表现在生态环境竞争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放松本地区的环境监管，以迎合企业在污染排放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环境监管方面的扭曲行为，将在区域间引起连锁反应，推动形成环保软约束，使得生态环境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还是区域经济层面看，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均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源，并且地方政府冲击表现出显著的跨时差异特征和地域差异特征。 第三，要从根本上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就需要从政府层级体制、地方财政缺口、集权分权等方面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进行体制性的调整。从财政体制和政府层级体制看，如果地方财政缺口的绝对值越小，那么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并且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就越稳定;反之，则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越不稳定。在政府干预经济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多层级政府体制而言，扁平化体制具有“自动稳定”效应，地方政府的干预之手在扁平化体制下更稳定。如果政府支持系数与剔除政府支持系数的产出增长率正相关，那么相对于多层级政府体制而言，扁平化体制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如果政府系数与剔除政府系数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那么政府层级体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央对地方的分权程度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兼顾破解地方政府困境和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调整的关键点，在于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进行政府层级改革、缩小地方财政缺口并提高对地方政府的分权程度。 第四，要从根本上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还需要从财税激励、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等方面对政府间横向关系进行体制性的调整。然而，仅仅调整财税激励和官员政治晋升激励还无法完全矫正地方政府扭曲行为。地方官员出于对贪污腐败、政治晋升和财税收入的考虑，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采取了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和赋予辖区企业预算软约束等政府行为，这些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宏观经济波动。本文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冲击与地区腐败犯罪案件数正相关，与财政分权程度负相关，与官员政治晋升的结果负相关。在5％的显著水平下，官员贪污腐败程度越高，则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也就越高;在官员贪污腐败、政治晋升和财税收入这三种地方政府激励中，官员贪污腐败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对于官员政治晋升激励而言，“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政治晋升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截然不同不同的影响，“一把手”政治晋升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二把手”。此外，地方政府冲击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地区开放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