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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在我国特有户籍制度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群体，从身份上看他们不是工人，从地域和职业上看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设者，也是城市社会中的“最底层”、“边缘群体”或“陌生人”。在统计数据上他们以“常住人口”的身份被列入城市人口，但在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方面和城市居民还有很大差距，他们距离真正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注定了中国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关于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无论从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城市规划建设上都有很多，本文正是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晰了我国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脉络和步骤，并运用社会结构理论，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民工“人的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自我国户籍制度推出并形成城乡二元格局以后农民工群体形成和城市化的历程：“职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这四个步骤是同我国国情和经济政治发展紧密联系的。而对于当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正在从生存型社会进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社会，日益增加和激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不同步给整个国家发展造成的影响。加快社会建设就是关注人的发展，而对于2亿多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就是让农民工群体真正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成果，让他们不但从职业、地域、身份上城市化，而且要在平等享有“市民待遇”的基础上，实现生活习惯、思想行为观念等社会和心理等深层面的城市化。这不仅是实现我国农民工彻底城市化的需要，也是维护城市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文在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基础上，充分运用抽样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资料，依据制度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①分析三个维度，在研究的路径上分成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从宏观出发阐述社会结构对农民工行为观念层面城市化的限制和被动排斥，包括进城农民工制度资源的限制下造成的行业和居住隔离，对农民工经济资源获得以及对其与城市居民沟通和融入的影响；文化资源同城市居民比较劣势下的观念和文化生活方式差异对农民工城市化融入的影响；社会关系资源在城市社会中的缺失所造成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边缘化、孤立状态，并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第二个层面是从微观个体层面来阐释农民工在受到社会结构限制的境遇下个体再结构化和主动排斥倾向，包括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认知和定位，对城市的态度和认可程度。在受到城市居民的被动排斥后，农民工个体也呈现“内卷化”(再结构化)倾向，形成新的、具有地域和职业等同质性的社会结构，这个新的结构也对城市居民产生一种主动排斥行为。
城市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结构限制以及农民工个体的主动排斥行为，不利于农民工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等社会和心理深层面的城市社会融入，我们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直面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割裂城乡和形成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让农民工和市民能同等的享有社会保障、就业制度，构建宽松的生活和就业环境。其次通过社区平台的构建，促进农民工和市民交流和沟通。另外，要实现农民工在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层面向城市社会的融入，只有客观的外部环境建设是不够的，要充分发挥农民工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心理层面适应和融入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文结论部分认为，近年来我国虽然从户籍等制度改革层面加大了对农民工关注，不断提升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和统筹标准，但是距离农民工“人的城市化”即“全面发展”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民工的再结构化倾向是其习得城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障碍，影响其城市社会融入的速度和水平。所以，进城农民工宽松外部环境的建构是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而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则是确保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找到自我，尽快通过社会化，习得相应生活习惯和行为观念以实现彻底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如果论及本文区别于其他研究之处：一是根据我国农民工形成和发展的实际，将农民工城市化分成递进的四个阶段(职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二是在分析的路径上，众多学者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分析，主要是从制度、经济等外围层面来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文在关注制度、经济等客观环境限制和构建的基础上，同时从农民工的个体层面来分析其“内卷化”倾向和农民工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其实现人的城市化的重要作用。三是基于吉登斯的社会排斥理论，本文提出“主动排斥”和“被动排斥”两个概念来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