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归後,香港受到外部及内部因素影响,政府施政频频失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绝食等公民行动不断发生,直接冲击政府的管治威信。社会上不少声音批评政府对民意掌握不足,未能准确把握社会脉搏；政府与市民的沟通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港英政府时期行之有效的“行政吸纳政治”的咨询模式受到质疑。
为何回归前有效的咨询制度现时失去效用呢?本论文透过分析文献,访谈议员代表、学者及咨询委员会主席,进行全港性的随机抽样电话访问调查,以及分析两个政策咨询过程作为个案,深入探讨和分析香港咨询制度的历史演变、实践过程,揭示现时香港咨询制度存在的问题及面对的挑战。期望能对香港咨询制度的发展提出建议,建构一个有效的咨询制度,增加公民由下而上的参与,减少争拗,凝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政府管治效益,推动香港社会可持续发展。
殖民统治时期,港英政府透过委任社会华人精英进入各大咨询组织,辅助政府施政。在当时政制并不开放、市民政治诉求不高的情况下,咨询制度确实起着吸纳民意、化解社会矛盾、建立政府与市民有效沟通渠道的作用,成为香港政制的一大特色。
回归后,特区政府基本上沿用了整套咨询模式。然而,自上而下的咨询模式已不能满足市民对参与政治越来越高的诉求。咨询制度亦渐渐突显出其透明度不高、代表性不足、信息不开放、只是供政府用作安抚商界的花瓶等问题。政府对民意亦表现得不重视,政策咨询工作往往是“走过场式”的,市民无法有效参与政府的政策讨论。明显地,市民与政府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咨询组织不能发挥往日作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桥梁角色。
自下而上公民参与式的公民治理模式之提出,是民主社会发展的趋势,有效回应公民制度化参与政治的诉求。这是一个由政府及市民共同参与、合作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公民被提升到一个显注的地位,民意得到尊重及采纳；政府亦因此与市民建立有效的沟通模式,加强彼此了解及互信,提升政府施政的畅顺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得到广泛的讨论,使政府能准确掌握民意,作出回应,令政策更能贴近民意,达至政府与市民“双赢”。
公民治理模式有效推行的基础及前提是政府必须改变观念,重新认识及承认民意的重要性,以及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及政府施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评核政策及政府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