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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地理、政治、经济上在英语世界所处的边缘位置，决定了其文化与欧美文化相较而言的边缘地位。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是一位典型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作家。凯里不仅是当今赢得首屈一指国际认可的澳大利亚作家，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位两度荣获布克文学奖的作家之一。 民族身份历来是凯里研究关注的重点，也是凯里作品最具争议的焦点。关于凯里作品民族身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为三种具有争议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凯里是澳大利亚的“民族作家”;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给凯里贴上了“民族叛徒”的标签;第三种观点则主张认识到凯里作品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讨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将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学视为铁板一块，二是忽视了凯里民族身份建构的性别维度.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建构总是处于同英、美等主流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断协商中。澳大利亚文学一方面不断从英美文学中吸收养料，另一方面，又因其赢弱的国内图书出版业和狭小的国内图书市场，不得不接受英美市场的裁决。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掀起的全球化热潮，既给澳大利亚文学生产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澳大利亚文化生产者打入英、美以及以英语为习得语言的国家广阔的图书市场提供了机遇。将澳大利亚文学仅仅视为民族身份的附庸，忽视其与其他英语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无疑会陷入片面的解读方式。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凯里民族身份讨论将男性气质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身份的代表，未能揭示出凯里对民族身份的建构与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协商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性别色盲的特点。如今，女性主义批评、男性气质研究和性学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的看法，凯里民族身份的性别建构层面也必须引起重视。 格雷厄姆·哈甘结合文化产品的全球化流通语境，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反思，揭示了后殖民思想家和作家利用“边缘”文化所具有的“异域情调”，将本土文化包装为适宜于在欧美大都市“销售”的文化产品的本质。本论文以此为理论出发点，以男性气质研究为切入点，以文类分析为手段，以民族身份为基点，同时关照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语境，聚焦于凯里的四个小说文本，探讨凯里小说与英美文学传统形式之间，在男性气质建构模式上的同构性及创新，揭示作者在本土文化与全球读者市场之间的协商策略。在研究视野上，跳出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视为民族身份建构的附属品的樊篱，将凯里身份研究置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与以英美为主流的英语文学传统和以英、美为主流的国际英语小说市场之间的对话关系中。本论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凯里向以熟悉英美文学范式的国际读者介绍澳大利亚时，男性气质起到了普遍性话语和媒介的作用。依靠对英美男性文本的沿袭和创新，凯里整合了国际国内男性气质文学表现资源，既保持了本土文化叙述的连贯性，又突破了其束缚。同时，对国际读者大众而言，他的小说很好地平衡了异域情调与可接受性。在具体的讨论中，本论文由导论、结语和五个主体章节组成。 导论首先对凯里民族身份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简要梳理，并交代了本论文的立题依据;然后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作了简要介绍，概要地介绍了澳大利亚文学与国际英语小说传统及国际英语小说市场之间的对话性传统和民族身份的性别化研究发展情况;最后是关于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的简要陈述。 男性气质研究与女性主义和男人运动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使得当今有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呈现出众声喧哗、模糊难辨的特点，这些思想或社会运动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如何厘清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本质特征，具有较大难度。作为理论出发点，第一章首先对男性气质研究在性别研究图谱中的位置进行界定，厘清男性气质研究与女性主义和男人运动之间的关系，然后对男性气质研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 第二至五章是针对凯里四个小说文本进行的具体分析。第二章聚焦于凯里从后殖民视角改写狄更斯《远大前程》的小说《杰克·迈格斯》。在凯里的创作中，《杰克·迈格斯》是最清晰地体现了民族诉求的小说。在过去针对该小说的研究中，大多都以《杰克·迈格斯》与《远大前程》之间的互文关联为主要关注点，看到了凯里赋予被边缘化的人物以声音，打破帝国文本的一言堂霸权，颠覆帝国中心和重塑民族形象的重写策略。第二章以凯里对维多利亚时期男性气质的建构方式进行的戏拟式模仿和改写为切入点，揭示凯里颠覆帝国中心霸权的性别表现策略。第三章聚焦于《奥斯卡与露辛达》，考察《奥斯卡与露辛达》同帝国罗曼司男性文学传统建构探险英雄男性气质模式之间的同构性和超越，并结合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贱斥”理论，揭示凯里推离英国认同、建构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父系/民族认同的男性气质表现策略。第四章聚焦于《税务检察官》，探讨《税务检察官》对女性哥特、酷儿哥特的借鉴和改写，分析该小说中对被抑制物的复返、男性气质危机、民族身份危机的表现。 以上三章分别考察了凯里颠覆和改写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帝国探险小说、英美哥特式文学等传统文类，建构和反思民族支配性男性气质和民族认同的协商策略，勾勒出了凯里民族作家的轮廓。第五章则首先对凯里的民族作家身份进行反思，从国际市场和消费语境考察凯里以上三部小说面向英美主流英语小说读者的市场指向性。然后，聚焦于《凯利帮真史》，探讨在澳大利亚建构以男性气质为核心的民族身份过程中，凯利帮传奇的中心地位，分析凯里以俄狄浦斯叙事框架对凯利帮传奇进行的改写，揭示他在全球化时代，突破族文学传统，整合跨国文化资源，将代表澳大利亚男性气质和民族精神的本土文化符码与国际文学套路接轨的写作策略。 结语在对后殖民书写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凯里创作对帝国中心文化既颠覆又迎合的双重心态。总结了凯里创作向国际市场销售本土文化符码的一些规律性策略:其一，对英美经典文学形式的采用，为国际读者提供了易于理解的阅读标志;其二，对跨越国界的故事情节的安排，为国内外不同读者均提供了熟悉的故事环境;其三，添加女性人物或加强女性人物的作用，拨正了澳大利亚突出男性同性社会性的男性气质建构模式，使其更加接近从“性”、“女人”、“家庭”等要素建构男性气质的西方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