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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之后的人民币汇率是基于市场供求基础之上，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小幅调节。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一直保持升值趋势，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是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这一现象难以通过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在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过程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人民币升值并没有抑制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是出现了物价水平上涨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相随的情况。
这种违背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大量研究结果都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完全所导致的。即当汇率变动一单位时，并没有引起价格水平跟随变动一单位，而是表现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弱相关性，这就是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本文将通过探索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国内外学者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展开，而实证研究方面，主要依据考察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进口产品组成和国民经济发展规模等因素进行研究，使用的计量方法多是OLS回归、ARDL模型和VAR模型等等，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是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本文通过借鉴之前学者建立VAR模型进行计量考察的基础上，使用SVAR模型来弥补VAR模型不能反映各个变量当期结构关系的缺陷。在数据选取上，选择2006年之后的数据来考察汇改之后的效应分析，从而剔除因为汇率制度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性。本文选取原油价格、经济景气指数、广义货币供给量M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变量，并进行冲击顺序排序:原油价格→经济景气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M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该冲击顺序假定所有逆向传递效应均为零，并以此作为SVAR模型的短期约束条件。除此之外，本文还选取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八项分类指数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的一点创新之处。
通过计量分析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传递效应但不完全。其中对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最弱。通过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进口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要比后两者价格指数要大，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最小。存在从进口价格指数到生产价格指数再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机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自身波动的解释贡献程度最大，在对分类消费价格指数的分析中显示烟酒及用品价格、交通与通信价格以及居住价格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异常传递效应。其中烟酒及用品主要包括烟、酒以及吸烟饮酒的相关用品，交通与通信主要包括交通工具价格、汽油、柴油和汽车零部件等等。这两类价格指数的需求弹性较小，所以即使当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也不会减弱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商品的市场份额不会因此减小。所以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外国企业的利润受到了损害，这会导致其通过小幅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其受到的损失，从而出现异常传递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稳定物价，治理通胀的过程中无需过多的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中国作为经济总量上的大国、但从开放程度上来说依旧是小国，因此中国面临“三元悖论”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政策当局在控制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需要配合汇率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不完全，因此汇率与通胀的联动性不强。因此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引发通货膨胀的其他原因如货币超发、成本推动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等。首先，货币超发方面，中央银行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调控过度依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等数量工具的现状应该做出改变，实现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协调配合使用，并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减少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以此避免因为外汇占款引发货币持续超发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的现象;针对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中国应该将劳动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或者是国外低成本地区的转移，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既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也能缓解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胀成本推动因素;而针对某些特殊价格如食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应该看到其真正原因是农产品价格水平上涨，由于货币政策对于粮食价格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应该通过对农业市场进行价格补贴或者鼓励创新等优惠政策来扶持农业发展，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
第二，汇率政策应更加富有弹性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累计资本流入规模巨大，当资本流入规模较大时，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幅波动，不得不买入外币，导致基础货币大量发放，货币政策自由度因此受到限制。因此央行应该合理选择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保持货币政策灵活使用的同时要保证其前瞻性，建议将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弹性化，通过主动灵活的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来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的失衡。为此，应该从资本账户着手，推动人民币周边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从人民币结算职能的角度来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宽，截至2014年4月，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及地区有24个，这个数量规模让将继续增加。此外想要增加一种货币在结算中的地位，那么就要强化它的计价职能，因为在国际结算中充当计价货币会增强其实际地位，所以未来人民币应不断强化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职能。从人民币的可投资性来看，未来可从风险较小的市场向风险较大的市场逐渐放开，逐步实现外币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然后投资于中国国内市场。除放开国外对国内投资限制外，也应放开国内向国外的投资限制，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
第三，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需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加速升级、结构加快调整。首先，在中国长期依托的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情况下，中国应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进行转变，支持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和国际营销网络，并且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发展服务外包。其次针对进口商品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条件下价格波动较小的情况，中国应该从提升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角度来应对。因为外国厂商之所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是因为其商品的可替代性较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为降低国外厂商对于中国进口产品的垄断定价能力，中国厂商不断提高自身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以削弱国外厂商的定价能力。
第四，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受到国际社会较大的升值压力，许多发达国家希望能够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轻各自国家的贸易逆差失衡问题。但是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有效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反而会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部资本加快进入国内，从而加剧央行货币投放压力。所以保持人民币的合理稳定浮动有助于抑制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有助于抑制短期投机资本的热钱大量涌入，避免国内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这种违背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大量研究结果都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完全所导致的。即当汇率变动一单位时，并没有引起价格水平跟随变动一单位，而是表现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弱相关性，这就是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本文将通过探索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国内外学者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展开，而实证研究方面，主要依据考察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进口产品组成和国民经济发展规模等因素进行研究，使用的计量方法多是OLS回归、ARDL模型和VAR模型等等，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是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本文通过借鉴之前学者建立VAR模型进行计量考察的基础上，使用SVAR模型来弥补VAR模型不能反映各个变量当期结构关系的缺陷。在数据选取上，选择2006年之后的数据来考察汇改之后的效应分析，从而剔除因为汇率制度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性。本文选取原油价格、经济景气指数、广义货币供给量M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变量，并进行冲击顺序排序:原油价格→经济景气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M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该冲击顺序假定所有逆向传递效应均为零，并以此作为SVAR模型的短期约束条件。除此之外，本文还选取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八项分类指数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的一点创新之处。
通过计量分析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传递效应但不完全。其中对进口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最弱。通过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进口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要比后两者价格指数要大，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最小。存在从进口价格指数到生产价格指数再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机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自身波动的解释贡献程度最大，在对分类消费价格指数的分析中显示烟酒及用品价格、交通与通信价格以及居住价格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异常传递效应。其中烟酒及用品主要包括烟、酒以及吸烟饮酒的相关用品，交通与通信主要包括交通工具价格、汽油、柴油和汽车零部件等等。这两类价格指数的需求弹性较小，所以即使当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也不会减弱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商品的市场份额不会因此减小。所以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外国企业的利润受到了损害，这会导致其通过小幅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其受到的损失，从而出现异常传递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稳定物价，治理通胀的过程中无需过多的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中国作为经济总量上的大国、但从开放程度上来说依旧是小国，因此中国面临“三元悖论”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政策当局在控制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需要配合汇率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不完全，因此汇率与通胀的联动性不强。因此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引发通货膨胀的其他原因如货币超发、成本推动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等。首先，货币超发方面，中央银行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调控过度依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等数量工具的现状应该做出改变，实现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协调配合使用，并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减少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以此避免因为外汇占款引发货币持续超发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的现象;针对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中国应该将劳动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或者是国外低成本地区的转移，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既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也能缓解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胀成本推动因素;而针对某些特殊价格如食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应该看到其真正原因是农产品价格水平上涨，由于货币政策对于粮食价格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应该通过对农业市场进行价格补贴或者鼓励创新等优惠政策来扶持农业发展，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
第二，汇率政策应更加富有弹性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累计资本流入规模巨大，当资本流入规模较大时，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幅波动，不得不买入外币，导致基础货币大量发放，货币政策自由度因此受到限制。因此央行应该合理选择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保持货币政策灵活使用的同时要保证其前瞻性，建议将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弹性化，通过主动灵活的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来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的失衡。为此，应该从资本账户着手，推动人民币周边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从人民币结算职能的角度来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宽，截至2014年4月，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及地区有24个，这个数量规模让将继续增加。此外想要增加一种货币在结算中的地位，那么就要强化它的计价职能，因为在国际结算中充当计价货币会增强其实际地位，所以未来人民币应不断强化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职能。从人民币的可投资性来看，未来可从风险较小的市场向风险较大的市场逐渐放开，逐步实现外币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然后投资于中国国内市场。除放开国外对国内投资限制外，也应放开国内向国外的投资限制，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
第三，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需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加速升级、结构加快调整。首先，在中国长期依托的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情况下，中国应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进行转变，支持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和国际营销网络，并且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发展服务外包。其次针对进口商品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条件下价格波动较小的情况，中国应该从提升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角度来应对。因为外国厂商之所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是因为其商品的可替代性较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为降低国外厂商对于中国进口产品的垄断定价能力，中国厂商不断提高自身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以削弱国外厂商的定价能力。
第四，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受到国际社会较大的升值压力，许多发达国家希望能够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轻各自国家的贸易逆差失衡问题。但是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有效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反而会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部资本加快进入国内，从而加剧央行货币投放压力。所以保持人民币的合理稳定浮动有助于抑制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有助于抑制短期投机资本的热钱大量涌入，避免国内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