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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我国工业化建设高潮的开始，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与此同时尘肺病等职业病也如经济发展中滋生的瘟疫不断蔓延，农民工成为职业病的高危群体。
本文以在深圳从事建筑爆破行业的湖南尘肺病工人为例，通过考察其在生产领域的职业历史、劳动体制、劳动关系及退出生产领域后的维权行动等，探讨农民工职业病问题折射出的社会转型下资本、国家和劳工关系的巨大变迁。研究发现，在国家推行建筑行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劳动分包体制逐渐形成，从而造成了工人在生产领域劳动关系缺失的制度根源，并为其后续的职业病维权设置了先在的障碍。当工人退出生产领域，发现罹患尘肺病，并为此走上维权道路时，资本的代表人包工头、爆破公司或者逃逸，或者以各种理由否认劳动关系，深圳市政府作为国家代理人，也以劳动关系缺失为由，通过去合法化、增大维权成本等一套制度实践逻辑，巧妙地将工人挡在了法律维权的大门之外，使得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职业病维权道路异常艰难。
本研究认为，张家界尘肺病农民工在生产领域的劳动状况和维权行动折射出社会转型下资本、劳工和国家关系的巨大转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被深刻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个世界革命中心转变为一个资本活跃的中心，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全面庇护的家长制关系逐渐演变为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市场化的雇佣关系，资本以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忽视对劳工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中的衣食住行及医疗照顾，导致劳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职业病危害愈演愈烈。在处理职业病问题引发的劳资冲突时，一方面，国家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遗产，这提醒其必须作为保护劳工韵形象出现，为此国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航者，又因其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而漠视劳工权利，致使相关的法律法规架空，使得劳工对国家的期待落空。总之，社会转型中，国家自身的制度安排和实践逻辑造就了其相互冲突难以协调的国家性质和角色，并使其经常性地处于保障资本积累和维护劳工权益的两难困境，在此社会情境下，农民工职业病问题也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