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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年代末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创作了大量的以抄书为主要体式特征的散文作品，因而在当时就被有的读者称作是“文抄公”。但很明显周作人的抄书不仅仅是简单的抄录别人的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文体上的选择。 周作人的这种选择，从一开始就受到读者态度各异的评价，而且至今也还是周作人散文研究中的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然而，尽管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许多相关的问题剑现在也还没有研究清楚。其中，尤其是对于周作人的这种文体选择与其文学选择、人生选择之间的关系，至今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即是从文体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周作人的文学选择和人生选择，从而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山新的拓展。 本文共分五节: 一、《引言》“文抄公”的称号本来是读者对周作人在散文中抄书的批评，但周作人自己却又在肯定的意义上把这一称号接受了下来，表现出在文体选择上的自信。作为回应，后来的研究者就把他的这种散文称作“文抄公体”散文，从而在文体上确立了这种散文的独特地位。 二、《走向“文抄公”》写作“文抄公体”散文，是周作人理性的自觉的选择。这一选择过程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明确的文字线索。在其创作的初期，周作人及早地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了小品散文的写作。而后，为了在创作上有新的开拓，他又转向了“文抄公体”散文。 三、《研究视野中的“文抄公”》对“文抄公体”散文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否定者基本上是简单地拒绝承认，而肯定者则对此种散文评价极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般人已经开始承认周作人在文体创新上的贡献，只是在具体的评价上还有着一些分歧。 四、《“文抄公体”:选择与困境》写作“文抄公体”散文是周作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尽管他这一类型的散文依然有其深切的现实关怀在，但他的这一选择主要是出于文体创新的考虑。不同于他二十年代初选择小品写作是受了外国随笔的影响，启发他走向“文抄公体”这一创新之路的，主要是他一向嗜读的中国古人的笔记。笔记在周作人的手里变成了“文抄公体”散文，但他之选择这一文体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的。由于生活方式和个人天性的关系，他的写作很自然就会走向书卷气较重的方向，从而使“文抄公体”散文成了现代散文中的“宋调”的散文。但是正如宋诗最后走向江西诗派的歧途，“文抄公体”散文本身也存在着走向空疏的隐患。周作人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免于空疏，从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其创作的高峰时期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文章的现实关怀，并且经常有意地强调自己文章的思想意义。 五、《“文抄公”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写作“文抄公体”散文有其个人天性和生活方式的原冈，正是这种文体与其个人的契合使他写出了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但当他有意识地开始在文章中加重思想的成分时，最终却冲淡了这种散文的神韵。这并不是冈为“文抄公体”散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思想容量，而是因为周作人本人不具备增强其思想容量的能力。他一向针对中国的现实思考问题，而本人在生命体验方面又缺少相应深度，这导致了他后期的“文抄公体”散文过分执着于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关怀，未能有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考，最终也没有能够使自己的创作在思想深度上有更大的进展。所以，尽管周作人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但他实在难以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