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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是日本极其重要的古典文学理念之一。它强调远离现实社会、政治，埋头于自然，顺从造化，追求“物我一如”。它贯穿整个日本文学，是日本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它在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特质或精神。本文把“风雅”理念界定在芭蕉的“俳谐”（俳句）理论研究里，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对其进行了阐释。 第一章为序论，主要论述了“风雅”和“超政治性”的日本文学、“风雅”与日本国民的审美意识，以及“风雅”理论在艺道文化中的体现这三方面的内容。本文认为，导致日本文学主要特征之一的“超政治性”同“风雅”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日本具有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等，从而导致了日本人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格:尊重自然，主张简约、洗练，看重淡泊，喜欢含蓄和暧昧等。故咏叹自然、再现自然之美成了日本文学的主旋律。同时，由于日本式的“风雅”使日本文学较明显地带有一种“脱俗”的色彩，因此“超政治性”、“主情”或“重抒情”就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这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此外，在日本的艺道文化方面，如“枯山水”、茶道和花道等在追求和表现“风雅”理念上都是异曲同工的，它们都充分展示和表现了顺从自然、造化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特点。 第二章为“俳谐”（俳句）的艺术精神——从“诙谐”到“风雅”，主要论述了“俳谐”（俳句）艺术的诞生、初期的“俳谐”和松尾芭蕉及其“风雅”说的确立这三个内容。本文认为，“俳谐”艺术源自“和歌”与“连歌”，但又不同于它们。同作为贵族文学发展起来的“和歌”、“连歌”相比，“俳谐”是作为一种平民文学在民间成长的。它最初的艺术特征被视为“幽默”、“滑稽”，总带有一些“游戏”和“娱乐”的成分。后来，松尾芭蕉在“贞门”和“谈林”派“俳谐”创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四处云游、与自然为伍以及大量的创作实践活动，终于道破了贯穿所有最高艺术的真谛是“风雅”二字。至此，他把“诙谐”的“俳谐”艺术带入到“风雅”的殿堂。简言之，他的“风雅”说就是顺从造化、埋头自然，抛弃自我，远离政治利害，与自然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才能获得真正的“风雅”，才能达到“风雅”的最高理想境界。 第三章为俳坛理念“风雅”的实质构造，主要论述了“风雅之诚”、“风雅之寂”、“风雅”与“虚实”、蕉门与鬼贯的“诚”、芭蕉的“风雅”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芭蕉的“风雅”说主要包括“不易流行”、“风雅之诚”和“风雅之寂”这三方面的内容。其中“风雅之诚”是蕉风“俳谐”的根本精神。它是以“不易流行”为基础的，是“风雅”的核心;“风雅之寂”则是“风雅”这一最高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所谓“不易”，指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永远不变，故又称“不变”;所谓“流行”，指艺术的表现手法、风格等则必须伴随着时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改变，故又称“变化”。此外，“虚实”论也是“风雅”说里面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以虚见实，以实见虚”是“俳谐”创作的正道。只有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蕉风的这种“风雅”构造有别于其他门派，为日本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 第四章为“风雅”理念比较研究，主要论述了“风雅”和“感物兴叹”、“风雅”和“幽玄”，以及日、中“风雅”理念比较这三方面的内容。本文认为，作为日本“物语”理论的“感物兴叹”、“和歌”理论的“幽玄”和“俳谐”理论的“风雅”是贯穿整个日本文学发展脉络的三大古典文学理念。它们都不属于哲学层面上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属于情绪上的感受。其中，作为日本文学最初的、最基本的重要文学理念“感物兴叹”为中世的“幽玄”和近世的“风雅”理念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它所展示的情绪生活的美带有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幽玄”和“风雅”对艺术对象的观察带有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幽玄”是产生“风雅”艺术的根本，“风雅”是“幽玄”艺术的最高形式。它是整个日本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地。日本的“风雅”一词完全来自中国的汉语，而汉语中的“风雅”又源自于《诗经》中的“风”和“雅”。汉字虽然相同，但所包孕的意思却大相径庭。《诗经》中的“风雅”是把文学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显地带有强烈的“讽刺”、“讽谕”和“讽谏”的批判精神意味，一旦失去了政治这一大前提，也就无从谈起“风雅”，而日本的“风雅”却恰恰与之相反。日中两国具有截然不同的“风雅”观，其文学的表现形态也十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