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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孙犁1940-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以孙犁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作为切入点，考察孙犁1940-50年代文学创作转变的内在理路和文本形态，并将其概括为“‘家园’想象的建构与失落”。
在五四时代“为人生”文学的影响下，孙犁将表现现实与书写理想相结合，形成了“抒情”与“写实”交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受“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启发，孙犁以一种“模糊化”的阶级意识将抽象的政治现实通过“生活”进行还原化的表述，将自己在抗战生活中感受到的必胜信念，表达为一种包含了个人理想与政治理想的未来想象，可以用“‘家园’想象”进行概括。孙犁以“家”为切入点处理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通过夫妻小家庭形态的“核心家庭”化解了传统家国观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临时家庭”重构了军民关系，以战争中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在共同目标下平等相爱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包含了“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家园”想象，在个人与现实层面，“家园”想象指向“家庭”，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在民族与理想层面，“家园”想象指向未来的“美好生活”，是小家庭的安身立命之处。抗日小说中，这两个层面根植于抗战现实，孙犁对“家庭”的个人理想与民族对“国家”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政治现实发生了变化，政治主题由民族解放变为阶级斗争，“家园”在“国家”面向中，由于孙犁对于政治现实的日常生活化的呈现表现了现实中私人领域的情感，就不符合阶级政治视野，被指认为“小资”倾向。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解放已经实现，“家园”想象中的“家庭”面向开始凸显出来，向家庭伦理倾斜，需要重新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这样，“家园”想象中的“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就出现了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抗战时期的政治理想在“国家”层面得到实现，国家政治主题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政治阶级斗争的一面凸显出来。孙犁依然遵循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手法，但此时的阶级政治逐渐侵入家庭内部，在连接“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家国一体”、“临时家庭”结构中作为个人理想的“家庭”受到了挤压，面临失去的危险，孙犁的《钟》、《村歌》、《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小说中出现了“家”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从讴歌抗日精神转向揭露现实生活的黑暗面。同时，孙犁试图在新的现实中寻找新的理想，他笔下处于“家园”核心位置的凝聚了美和善的极致的女性人物形象变得复杂，双眉、俗儿、小满儿一系列“问题女性”身上出现了政治性与个人性两重标准的分裂，孙犁由此重新发现了个人生活，但个人生活正是为政治所否定的。在批判现实和新的理想之间孙犁没有找到结合的通道，就出现了叙事话语的驳杂与文本间的裂隙。
另一方面，在体制化的文艺环境中，孙犁积极适应新的现实生活，呈现出修补“家园”的努力，延续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书写“新人”与“新生活”，以生活作为政治和文学中介来建设“工人文学”，但他这一设想缺失生活的基础，只得在“回忆”与“现实”交融的空间中进行创作，却不符合阶级论视野。受到批判后，孙犁开始重新寻找文学与政治关联的方式，在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到劳动人民”的启示，偏向了人道主义。但随着现实的变化，“政治”被他忽略的阶级性的一面显露出来，开始入侵、吞没个人生活，孙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文体上出现由小说到散文的转变，短篇到中长篇的变化，创作空间仍然日益狭小。在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左右为难最终导致了“病”的发生与创作的中断，修补“家园”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以“养病”作为契机，孙犁重新审视了自我的文学道路，在对文学信念的坚守中文学的意义转向了个人，退守于日益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行记录生活本身的写作。
在五四时代“为人生”文学的影响下，孙犁将表现现实与书写理想相结合，形成了“抒情”与“写实”交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受“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启发，孙犁以一种“模糊化”的阶级意识将抽象的政治现实通过“生活”进行还原化的表述，将自己在抗战生活中感受到的必胜信念，表达为一种包含了个人理想与政治理想的未来想象，可以用“‘家园’想象”进行概括。孙犁以“家”为切入点处理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通过夫妻小家庭形态的“核心家庭”化解了传统家国观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临时家庭”重构了军民关系，以战争中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在共同目标下平等相爱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包含了“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家园”想象，在个人与现实层面，“家园”想象指向“家庭”，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在民族与理想层面，“家园”想象指向未来的“美好生活”，是小家庭的安身立命之处。抗日小说中，这两个层面根植于抗战现实，孙犁对“家庭”的个人理想与民族对“国家”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政治现实发生了变化，政治主题由民族解放变为阶级斗争，“家园”在“国家”面向中，由于孙犁对于政治现实的日常生活化的呈现表现了现实中私人领域的情感，就不符合阶级政治视野，被指认为“小资”倾向。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解放已经实现，“家园”想象中的“家庭”面向开始凸显出来，向家庭伦理倾斜，需要重新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这样，“家园”想象中的“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就出现了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抗战时期的政治理想在“国家”层面得到实现，国家政治主题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政治阶级斗争的一面凸显出来。孙犁依然遵循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手法，但此时的阶级政治逐渐侵入家庭内部，在连接“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家国一体”、“临时家庭”结构中作为个人理想的“家庭”受到了挤压，面临失去的危险，孙犁的《钟》、《村歌》、《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小说中出现了“家”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从讴歌抗日精神转向揭露现实生活的黑暗面。同时，孙犁试图在新的现实中寻找新的理想，他笔下处于“家园”核心位置的凝聚了美和善的极致的女性人物形象变得复杂，双眉、俗儿、小满儿一系列“问题女性”身上出现了政治性与个人性两重标准的分裂，孙犁由此重新发现了个人生活，但个人生活正是为政治所否定的。在批判现实和新的理想之间孙犁没有找到结合的通道，就出现了叙事话语的驳杂与文本间的裂隙。
另一方面，在体制化的文艺环境中，孙犁积极适应新的现实生活，呈现出修补“家园”的努力，延续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书写“新人”与“新生活”，以生活作为政治和文学中介来建设“工人文学”，但他这一设想缺失生活的基础，只得在“回忆”与“现实”交融的空间中进行创作，却不符合阶级论视野。受到批判后，孙犁开始重新寻找文学与政治关联的方式，在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到劳动人民”的启示，偏向了人道主义。但随着现实的变化，“政治”被他忽略的阶级性的一面显露出来，开始入侵、吞没个人生活，孙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文体上出现由小说到散文的转变，短篇到中长篇的变化，创作空间仍然日益狭小。在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左右为难最终导致了“病”的发生与创作的中断，修补“家园”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以“养病”作为契机，孙犁重新审视了自我的文学道路，在对文学信念的坚守中文学的意义转向了个人，退守于日益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行记录生活本身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