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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功能在于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有可能实现中央银行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无论这一目标是物价稳定还是经济增长或是其他，其最终效果均与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密不可分。根据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有两大基本类型：“相机抉择(discretion)”和按“规则(rule)”行事。
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迄今至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运行得相当成功，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以后，“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一度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当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Prescott，1977)首次将“时间非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概念引入了宏观经济学后，引发了新一轮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这次争论的结果使得大多数人都支持实行货币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
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演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货币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回答了有关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三大问题：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究竟是“相机抉择型”操作还是“规则型”操作?对中国来说，哪一种货币政策操作规范更优?如果是“规则型”货币政策更优，我们应选择何种规则?
从理论上来说，规则之所以优于相机抉择，是因为相机抉择不仅具有时间非一致性的特点，而且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偏差。通过对中国转型期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进行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是一种“相机抉择”和“规则”混合的操作方式，我们在感觉到中国货币政策明显相机抉择特征的同时也看到了诸如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增长率目标等规则性特征。本文第三章首先通过构建货币政策状态模型，分离出中国货币政策中的相机抉择性成分和规则性成分，并利用VAR分析了两种货币政策成分对中国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结论是中国转型期的货币政策操作是以“相机抉择”型政策为主的(辅之以“规则”型政策)。为了回答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应该由当前的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转型这一现实问题，我们模拟了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的动态效果。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实现了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的转型，中国的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将分别下降17.27％和15.87％，从损失函数的角度来说，这将明显增强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尽快实现“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操作向“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的转型，应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明智选择。
本文第四章对当前最流行的工具规则--泰勒规则进行了实证研究。泰勒规则假定，货币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围绕两大关键目标函数，即实际通货膨胀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偏离程度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和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虽然这个规则非常简单且易于操作，但仍然能够从中把握货币当局政策调整的本质意图。通过对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三项典型研究结果的回顾，我们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的重点和许多国家一样发生了转移，即都对通货膨胀施加了较大的权重。在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表现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分别采用了GMM方法和协整检验法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表明，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基本符合泰勒规则的特征。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利率反应函数中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大致在0.4-0.5左右，明显小于1，故中国的泰勒规则是一种不稳定规则。因此，泰勒规则并不适合在中国运用，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最终完成以及我国特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五章对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目标规则--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首先介绍了代表性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情况，通过对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在实行这一全新货币政策框架前后的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比较，我们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框架对于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尽管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究竟是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学术界至少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下列特征是有共识的：第一，明确规定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货币政策操作应该有相当高的透明度；第三，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另外，通过对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代表性国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包括操作工具、操作目标、信息变量和最终目标在内的有关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系统。通过对中国实际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灵活通胀目标制规则在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还不是非常适合。这一实证研究结果与我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本文第六章将研究视野放宽到了开放经济中，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以及MCI的作用。扩展的Svcnsson-Ball模型分析说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泰勒规则都是次优的，除非对它们进行一些重要的修正。这是由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而且会通过汇率渠道影响经济，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也就越大。特别地，如果政策制定者最小化产出和通胀方差的加权和，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同时基于利率和汇率的MCI。为了判断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在中国的表现情况，本文分别估计了中国开放经济下的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既不是影响中国产出水平的主要渠道，也不是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主要渠道。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中国的实际货币状况指数和名义货币状况指数，并分别分析了实际货币状况指数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名义货币状况指数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的实际MCI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1638。如果按照实际MCI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在大多数时候会错误地加大经济的波动。所以，从真实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开放经济下基于MCI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不适合中国。第二，中国的名义货币状况指数与通货膨胀率走势是高度吻合的，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971。故从对通货膨胀进行监测的角度来讲，名义MCI可以提供较准确的信息，有利于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进行适时调节。也就是说，基于传统MCI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可用传统MCI来监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
传统MCI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是不是传统MCI本身就存在重要缺陷?第六章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表明，将实际汇率权重取决于需求弹性之比的传统MCI是错误的(完全关注产出稳定的极端情形除外)，传统MCI并不是货币状况的可靠指示器。尽管传统的MCI在中国的表现并不好，但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既定的，将来的汇率变动也一定会更加富有弹性。因此，将MCI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参考指标也是必要的选择。特别是MCI能对我国的通货膨胀走势提供准确的信息反应，将MCI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参考指标，会有利于我们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并最终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效率。
本文第三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能成功实现由当前的相机抉择型操作向规则型操作的转型，就能有效地减少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波动，促进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沿着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路径向前发展，并能明显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但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对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则的系统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规则都不能很好地适合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实际。第六章对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以及MCI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传统的MCI在中国的表现并不理想。那么，转型期的中国究竟应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规则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全文的研究结论。
尽管泰勒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则目前在中国的适用性都不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流行规则永远不能在中国使用。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随着各层次经济主体预算约束的强化，随着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度和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泰勒规则和通胀目标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一定会不断增强。但在泰勒规则和通胀目标规则之间，我们是不是应该作一取舍呢?第七章通过对这两大规则在中国的拟合效果对比，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是远远优于泰勒规则的。这说明，中央银行要想提高对宏观经济的把握能力，及时准确地获取宏观经济信息，应该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所以，中国中央银行应积极创造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的各种条件，以最终实现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转型。
虽然中国目前还不能立即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当前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操作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为了提高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降低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我们应该寻找一种过渡安排，以尽快实现中国的“规则性”货币政策成分对经济运行发挥主导影响作用。本文最后通过一个简单的前瞻性模型分析了中国转型期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过渡安排，认为从损失函数的角度来说，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和严格通胀水平目标是无差异的。因此，我国应考虑采用混合名义收入目标框架，作为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型的过渡期安排，既重视产出，也重视通货膨胀，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