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阐述： 一、市场化之涵义、指标体系与测度 “市场化”在中国语境中意为“经济转轨”——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西方语境中它相当于“经济自由化”——扩大经济自由。中国理论界在市场化涵义问题上分歧很大,一派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体系的发育,另一派则将市场化扩展到市场、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本文以为,市场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体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而市场经济有两个对立面,一为自然经济,一为计划经济,因此市场化具有两重涵义:社会化与商品化。市场化不仅是改革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在市场化指标体系设计方面,中国理论界也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市场化指标体系只包含两大板块——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派认为市场化指标体系还应包括政府的控制范围、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市场秩序状况等。本文给出了一个自己设计的市场化指标体系。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国别不同、时代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当然不会相同,我们在进行市场化测度时应首先明确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否则测度工作就会由于缺乏参照系而失去意义。市场化测度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盖市场化是一个非连续的变化过程,且许多实物指标无法以价格表示,我们进行市场化测度时务须谨慎。 二、中国市场化实践之考察 计划经济运行初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价格扭曲等严重问题。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在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发展战略、宏观稳定、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弊病内生于体制本身,无法依靠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而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经济改革前夜,人心思变,决策层锐意改革,且中国还具备一系列有利于改革的现实条件:计划体制本身并不严密;存在一个庞大的体制外部分;地方政府具有较大自主权;利益受损群体改革冲动强烈;拥有闲置资源与旺盛的市场需求;众多海外华侨支持市场化改革。自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相继展开,同时,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市场体系逐步发育。中国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如下:上下互动,从局部到整体,双轨并存,改革与稳定相统一。 三、中国市场化对既有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信徒以为转轨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经由“大爆炸”即可迅即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现实却给予他们无情的嘲讽。执行渐进路线的中国欣欣向荣,而执行激进变革路线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却陷入长期衰退。新古典理论乃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预设前提,研究主题是市场运行、市场规范,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均衡分析范式,而市场化则意味着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尚不健全,市场化的任务是市场生成、市场发展,这是一个动态非均衡变化过程,以新古典理论指导市场化实践,理论范式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尖锐冲突。产权理论与企业理论风靡中国经济学界,但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应用中的问题值得商榷。“市场环境决定论”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产权改革决定论”漠视企业外部治理结构,这两种主张如用于指导实践,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新制度学派关于“制度”、“交易”、“交易费用”等概念的表述模糊、混乱,指涉过于宽泛,以“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解释制度形成、以“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解释制度变迁、以“政治市场交易费用”说明从一种制度转换为另一种制度的困难、以“报酬递增”来说明制度的“锁定”,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四、嵌入性范式及其在市场化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学与经济学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嵌入性思想资源。西方主流理论的“经济人”预设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建构,其实主体经济理性正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塑造的。西方主流理论的“市场黑箱”将交易的社会基础抽象掉了,其实交易网络乃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预设为不言自明的制度前提,殊不知只有在宪政体制与市民社会框架内,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依嵌入性分析范式,资本体系由直接资本与间接资本构成:直接资本是产生收入流的源泉,间接资本是经济系统协调运转的保障。直接资本包含两类资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间接资本包含两类资本:制度资本与社会资本。制度资本是显性的,社会资本是隐性的;制度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制度资本可以移植,社会资本却很难移植;社会资本是更具基础性的资本,制度资本的运作也必须以社会资本为前提。 五、从社会资本角度解读中国市场化 在总结皮埃尔·布迪厄、格兰诺沃特、林南、詹姆斯·科尔曼、福山、罗伯特·普特南等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具体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行为规范、关系网络、信任机制。传统体制下的农民与“单位人”均脱离市场,经济理性发育滞后,主体人格受到抑制,而边缘群体如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社队企业与街道企业从业人员,却因置身于商品货币关系之中、经济理性与主体人格较早发育而迅速崛起。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从全能主义到权利本位的转变。中西网络资源存在诸多差异,中国历史上正式关系与社团组织均欠发达,建国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更抑制了民间契约式、自治型组织资源,中国市场化起步阶段可以调动的关系网络自然只有植根于社会深层的非正式关系与初级群体,家族企业、熟人经济于是成为必然选择。家族企业与熟人经济至少在现阶段是适应中国市场化形势的,与西方的契约经济相比,中国的关系经济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不宜一概贬低或否定。从表面上看,信任危机与市场化进程相伴而生,许多人因此将信任缺失归咎于市场化,其实事实真相恰恰相反:市场化本身是一个重建信任的过程,而计划体制恰恰破坏了信任机制。国有经济运行原则违背信任机制,非国有经济在诚信问题上虽然也有“原罪”,但从其运行机制分析,若体制问题顺利解决,它又是重建诚信的主力军。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杀熟”现象凸现了社会转型期的人格信任危机,其根源在于现代全能主义国家体制的负面遗产与市场化启动后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相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系统信任资源,计划体制又否定了系统信任逻辑,我们对于货币、信用、专家、法律的信任只有在市场化实践中逐渐生成和积累。 六、中国市场化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市场化的最大障碍之一,“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它集中体现了计划体制与二元经济相互纠绕的复杂性。“三农”问题之症结,除却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资本与社会资本发育不良。农业要发展,国家政策取向至关重要,应改汲取为补贴、取消不当干预、加强战略规划。农村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精简政府机构、乡村基层自治。农民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国有企业问题应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高度予以把握,关键在于国有资产的处置,应协调处理几种关系:全民、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与退的关系。财税改革方向在于确立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收支行为。金融领域市场化应把握四项原则:产权性质与运营领域相匹配,价格自由化,统一市场、分级监管,金融调控合理化。金融市场化将在三个方面展开:商业银行改造与监管,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利率机制与货币政策。法治问题源于立法与执法、立法与司法、司法与行政等关系错位。法治建设的重点在于公法体系,法律规范的对象首先是政府,而公法体系建设的关键又在于宪法。社会公平问题主要是由政策倾斜、双轨制等因素引起的,而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欠又使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并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市场化的方向,认真鉴别“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从制度上规范公共权力及其代理人行为,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积极发挥再分配功能。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资本、技术、管理等稀缺要素并打开了通往国际市场之路,而且使举国上下逐渐熟悉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促使中国不断调整和修正原有规则以与国际接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外商享受超国民待遇、外资控制某些产业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并非对外开放造成的,而是源于体制弊端,应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