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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度成为了中俄关系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学界往往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并未重视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主体的研究。中国国民党作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力量，曾获得过苏俄（苏联）、共产国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要远远超过于对中国共产党，它与中国国民党的结盟与合作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以后，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俄政府采取了两种外交手段，一是通过外交渠道获取国际承认，二是通过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然而，和平建交的努力并未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世界革命也在西方国家昙花一现便草草收场了。因此，为了打破外交孤立的僵局，苏俄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而与它的远东安全利益攸关的中国便成为其打破外交孤立的最佳突破口。苏俄政府同样采取了两种对华策略，即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北京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联系，企图通过它们发动革命，最终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亲俄的苏维埃式的革命政权。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盟友的选择颇费周折，它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中国国民党为盟友，而中国国民党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愿意与苏俄、共产国际结成联盟，只是在苏俄、共产国际更为重视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和陈炯明相继出现了反苏、反共的举动，而孙中山的国民党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机时，双方才最终走到了一起，从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合作。此后，在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下，中国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以俄为师”的改组，摆脱了以往只能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发起革命的窘境，成为了一支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从而确保了中国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中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革命宏愿。 然而，在看到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给予的巨大帮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们在指导中国革命时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为先的本质。它们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目的除了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民主革命政党之外，也看到了国民党松散的组织状态拥有可以传播苏式共产主义的“土壤”，因而企图利用国共合作使国民党“向左转”，将国民党改造成为苏维埃式的革命政党。由于中国国民党也有着其坚守的原则和要维护的利益，因而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化，在原则和利益上的冲突就势所难免，这也就预示着双方的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