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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范围内就业不景气现象的持续，反映出已有就业政策的局限性和发掘新政策的必要性。本论文从就业的社会价值内部化的观点切入，全新深入地探究就业政策。本论文的观点不仅提供了新的就业政策方面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能跳出已有政策的局限，挖掘更具效果的政策手段。
现代经济中，多数政府视就业问题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政府之所以重视就业问题，难以说只是因为就业对创造国民经济收入的贡献。应该说创造国民经济收入与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都是两大重要因素。
高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从这一点来看，就业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在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中，劳动的市场化在最后才形成，并成为市场化的最大阻碍。就业或者劳动不仅仅是生存手段，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接触的窗口，并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密不可分。事实上，关于主观效应的研究结果证实，就业所带来的效用价值远远超出它所带来的收入创造方面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就业或者就业政策作为经济方面的功能（通过对未被活用的资源进行利用创造所得的贡献）抑或是其他重要的功能，来实现其社会功能（社会安定与和谐的提高）。此时，在就业的社会功能所创造的价值（狭义的）也可以称为就业的社会价值。
就业的社会价值不仅对于就业决定的当事人，同时在社会全体共享（承担）方面，与环境效益一样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这一点上，就业的社会价值对企业的就业决定产生外部性因素，就业外部性有即两面性（对聘用决定的正的外部性，对解雇决定的负的外部性）与外部性的大小具有逆经济周期变动的特征。以具有就业安定偏好的个人效应函数为前提，通过理论模型也可以导出就业外部性的存在和逆经济周期变动性。
另一方面，就业外部性（狭义的）虽不以就业的社会价值为前提，在通过政府财政的失业补助和有效需求制约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与就业的社会价值相比，就业外部性（狭义的）的存在范围更广。特别是企业的全球化现象，使得企业全球利润最大化与国民经济最优化之间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提高，在这一点上，扩大了就业外部性的不确定性。与以（狭义的）就业的社会价值为基础的就业外部性不同，在失业补助或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就业外部性具有金钱方面的外部性特性。由此可以联想到同时包含（狭义的）就业的社会价值和其金钱方面的外部性就业其社会价值的概念，本论文中的就业的社会价值指的是广义上的概念。
在就业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就业从社会最优观点出发来看，具有就业不足的倾向。通过外部性的辅助，将就业的社会价值在企业就业决策中内部化，为谋求就业的社会最优化，提供就业政策的新理论依据。
在理论方面，外部性的辅助政策可以通过，依据外部性大小而产生的相应庇古税或者补助金来实现。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测定外部性大小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因此实际上的辅助政策有价格设定型政策（例如废气排放税）和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比如，排污权交易制度）两种。前者是决定庇古税（或者补助金）大小（例如单位废气排放的价格）的政策，后者是替代单位租税或者补助金大小，设定要调整的物质总量的规模（例如废气排放量的减少目标）的政策。在就业外部性的情况下也可以两种政策全部进行考虑。但是若考虑到就业外部性的逆经济周期变动性或者就业问题的特性，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可能更加合适。本论文中将仔细探究以两种方式为基础的具体政策方案。一种是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另一种是两面型就业补助金政策
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可以看作为，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相似的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下的一种以失业率为目标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在运用就业调整权控制交易市场的同时，决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并参与交易市场。就业增加的企业可以得到发行就业调整权和在交易市场中出售的权限，同时，对就业减少的企业附加购入就业调整权的义务。政府也可制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并以就业调整权需求者的身份来进行参与，就业调整权的价格由其在市场中的供需而定。
即，对增加就业的企业进行金钱上的鼓励（补助金），对就业减少的企业进行罚款（负的补助金），单位补助金的多少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通过就业调整权在市场中的价格来决定。政府作为就业调整权的需求者，通过努力达成既定的就业岗位创造目标，继而在交易市场中调整就业调整权的要价，以这种方式，政府可以期待通过最少的费用和最小的政策失败风险达成创造就业岗位的目标。同时这种方式对比后面提到的两面性就业补助金，在依据就业状况进行的政策规模的可变性调整上，会更加容易，在这点上，就业调整权价格因逆经济周期变动，具有发挥就业的自动稳定的功能等优势。
两面型就业补助金政策是对就业增加的企业按就业增加额给予一定份额的补助金、对就业减少的企业征收相应的租税（负的补助金）的政策（但是，不包括在就业增减份额中，自发性的离职者或者退职者，这也同时适用于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相比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而言，其在政策内容上比较简单，所以，可以预想到其费用效率性相对来说将或多或少难以实现。考虑到就业外部性的逆经济周期变动性，根据就业状况，需要变动单位补助金的规模大小，这在现实情况难以实行，只能作为就业不景气时的临时性方案来采用。
上述政策方案与已有政策相比，在三个大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比起已有政策，在所需财政规模与对应就业岗位创造效率性上较为优越。本论文政策的相对所需财政效率性的背景，在直观上也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本论文的政策在减少解雇和促进聘用两个方面都可以应用，在这一点上，就业岗位创造效果更高，聘用补助金的一部分将以解雇税(lay-off tax)的形态在政策内划拨，因此有减少所需资金的效果。就业岗位创造效果及所需资金推测结果显示，在假定现实参数的条件下，本论文的政策与已有政策相比，在同一就业岗位创造效果方面将需要更少的财政投入。
第二，本论文的政策与已有政策相比，将减小政策失败的风险和不确实性。与先财政投入、后财政效果特性的现有政策不同，在本论文的政策中，依照政策效果（就业岗位创造规模）按比例产生财政所需。在最近财政制约较强、财政恶化的风险较为敏感的情况或者相似情况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同时，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不需要规定单位补助金的规模，只需设定相对容易达成的就业岗位创造目标，从这点上看，也可以减小政策失败的风险。从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或者自然失业率）来看，比起制定合适的就业补助金规模，制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将更加容易，同时失败的风险也更低。
第三，可以从企业全球化引起的就业问题的应对方面来看。本论文的政策在不制约企业自身追求全球化的同时，具有控制全球化行为，在就业层面上更加有利于接近国民经济最优化的效果，并为应对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最理想的政策理论和手段。
相反，作为关于本论文预想的可能提出的反对观点，该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调整费用，因而可能被质疑在应对经济停滞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本论文的政策严格来说，在企业追求减少劳动费用的时候，具有引导分享已有工作岗位和削减工资的功能而非就业调整。从企业的立场来看，或多或少有些不最优，但是绝不会产生企业应对经济停滞方面的困难。比起就业调整，分享已有工作岗位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在经济停滞时期缓和总需求萎缩的效果。同时，最近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的案例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大规模经济停滞下，企业以此方式也可以有效克服经济停滞。
现代经济中，多数政府视就业问题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政府之所以重视就业问题，难以说只是因为就业对创造国民经济收入的贡献。应该说创造国民经济收入与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都是两大重要因素。
高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从这一点来看，就业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在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中，劳动的市场化在最后才形成，并成为市场化的最大阻碍。就业或者劳动不仅仅是生存手段，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接触的窗口，并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密不可分。事实上，关于主观效应的研究结果证实，就业所带来的效用价值远远超出它所带来的收入创造方面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就业或者就业政策作为经济方面的功能（通过对未被活用的资源进行利用创造所得的贡献）抑或是其他重要的功能，来实现其社会功能（社会安定与和谐的提高）。此时，在就业的社会功能所创造的价值（狭义的）也可以称为就业的社会价值。
就业的社会价值不仅对于就业决定的当事人，同时在社会全体共享（承担）方面，与环境效益一样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这一点上，就业的社会价值对企业的就业决定产生外部性因素，就业外部性有即两面性（对聘用决定的正的外部性，对解雇决定的负的外部性）与外部性的大小具有逆经济周期变动的特征。以具有就业安定偏好的个人效应函数为前提，通过理论模型也可以导出就业外部性的存在和逆经济周期变动性。
另一方面，就业外部性（狭义的）虽不以就业的社会价值为前提，在通过政府财政的失业补助和有效需求制约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与就业的社会价值相比，就业外部性（狭义的）的存在范围更广。特别是企业的全球化现象，使得企业全球利润最大化与国民经济最优化之间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提高，在这一点上，扩大了就业外部性的不确定性。与以（狭义的）就业的社会价值为基础的就业外部性不同，在失业补助或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就业外部性具有金钱方面的外部性特性。由此可以联想到同时包含（狭义的）就业的社会价值和其金钱方面的外部性就业其社会价值的概念，本论文中的就业的社会价值指的是广义上的概念。
在就业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就业从社会最优观点出发来看，具有就业不足的倾向。通过外部性的辅助，将就业的社会价值在企业就业决策中内部化，为谋求就业的社会最优化，提供就业政策的新理论依据。
在理论方面，外部性的辅助政策可以通过，依据外部性大小而产生的相应庇古税或者补助金来实现。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测定外部性大小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因此实际上的辅助政策有价格设定型政策（例如废气排放税）和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比如，排污权交易制度）两种。前者是决定庇古税（或者补助金）大小（例如单位废气排放的价格）的政策，后者是替代单位租税或者补助金大小，设定要调整的物质总量的规模（例如废气排放量的减少目标）的政策。在就业外部性的情况下也可以两种政策全部进行考虑。但是若考虑到就业外部性的逆经济周期变动性或者就业问题的特性，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可能更加合适。本论文中将仔细探究以两种方式为基础的具体政策方案。一种是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另一种是两面型就业补助金政策
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可以看作为，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相似的物质总量设定型政策下的一种以失业率为目标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在运用就业调整权控制交易市场的同时，决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并参与交易市场。就业增加的企业可以得到发行就业调整权和在交易市场中出售的权限，同时，对就业减少的企业附加购入就业调整权的义务。政府也可制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并以就业调整权需求者的身份来进行参与，就业调整权的价格由其在市场中的供需而定。
即，对增加就业的企业进行金钱上的鼓励（补助金），对就业减少的企业进行罚款（负的补助金），单位补助金的多少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通过就业调整权在市场中的价格来决定。政府作为就业调整权的需求者，通过努力达成既定的就业岗位创造目标，继而在交易市场中调整就业调整权的要价，以这种方式，政府可以期待通过最少的费用和最小的政策失败风险达成创造就业岗位的目标。同时这种方式对比后面提到的两面性就业补助金，在依据就业状况进行的政策规模的可变性调整上，会更加容易，在这点上，就业调整权价格因逆经济周期变动，具有发挥就业的自动稳定的功能等优势。
两面型就业补助金政策是对就业增加的企业按就业增加额给予一定份额的补助金、对就业减少的企业征收相应的租税（负的补助金）的政策（但是，不包括在就业增减份额中，自发性的离职者或者退职者，这也同时适用于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相比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而言，其在政策内容上比较简单，所以，可以预想到其费用效率性相对来说将或多或少难以实现。考虑到就业外部性的逆经济周期变动性，根据就业状况，需要变动单位补助金的规模大小，这在现实情况难以实行，只能作为就业不景气时的临时性方案来采用。
上述政策方案与已有政策相比，在三个大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比起已有政策，在所需财政规模与对应就业岗位创造效率性上较为优越。本论文政策的相对所需财政效率性的背景，在直观上也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本论文的政策在减少解雇和促进聘用两个方面都可以应用，在这一点上，就业岗位创造效果更高，聘用补助金的一部分将以解雇税(lay-off tax)的形态在政策内划拨，因此有减少所需资金的效果。就业岗位创造效果及所需资金推测结果显示，在假定现实参数的条件下，本论文的政策与已有政策相比，在同一就业岗位创造效果方面将需要更少的财政投入。
第二，本论文的政策与已有政策相比，将减小政策失败的风险和不确实性。与先财政投入、后财政效果特性的现有政策不同，在本论文的政策中，依照政策效果（就业岗位创造规模）按比例产生财政所需。在最近财政制约较强、财政恶化的风险较为敏感的情况或者相似情况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同时，就业调整权交易制度不需要规定单位补助金的规模，只需设定相对容易达成的就业岗位创造目标，从这点上看，也可以减小政策失败的风险。从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或者自然失业率）来看，比起制定合适的就业补助金规模，制定就业岗位创造目标将更加容易，同时失败的风险也更低。
第三，可以从企业全球化引起的就业问题的应对方面来看。本论文的政策在不制约企业自身追求全球化的同时，具有控制全球化行为，在就业层面上更加有利于接近国民经济最优化的效果，并为应对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最理想的政策理论和手段。
相反，作为关于本论文预想的可能提出的反对观点，该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调整费用，因而可能被质疑在应对经济停滞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本论文的政策严格来说，在企业追求减少劳动费用的时候，具有引导分享已有工作岗位和削减工资的功能而非就业调整。从企业的立场来看，或多或少有些不最优，但是绝不会产生企业应对经济停滞方面的困难。比起就业调整，分享已有工作岗位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在经济停滞时期缓和总需求萎缩的效果。同时，最近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的案例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大规模经济停滞下，企业以此方式也可以有效克服经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