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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道格拉斯.C.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中国清末民初（1842年-1927年）关于公司制度的思想认识及其制度安排，以及实践效果。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证思维和基本原理，运用逻辑推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明思想、制度和社会实践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着探讨思想、制度、社会实践三者内在关系的目的，本文研究西方近代公司制度在进入中国本土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后、如何引发了中国思想家的关注，在关注与热议的基础上如何催生了政府的改革与政策、制度层面上的设计，以及这些政策、制度是如何指导近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思想、制度引领实践的第一轮循环。在指导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将引发更深入的思想认识与讨论，并进一步推动政策与制度的修订，并在更高层面指导社会的实践与进一步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就是周转。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思想、制度与实践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这也是我们学习与研究经济史、思想史的目的与意义所在。作为经济史、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学科的努力，贯穿于经济思想史的始终”1，除了要透过社会经济表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之外，还应该深入研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思想认知，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强调思想、观念、文化的重要作用。所以笔者愿从这一角度进行学习、探讨，并将此作为在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的毕业论文。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842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起的晚清政府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其中1842年-191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起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的晚清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股份制公司在中国通商口岸出现，产生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公司制度的接触、认识和讨论，并于西方股份制公司在中国创建、发展的过程中，看到股份公司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时人围绕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思考、讨论，催生出清政府《公司律》的修订颁布，进而从国家法律层面规范、指导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时人再结合新的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思考、讨论，继而反作用于新的实践。可将其视之为思想、制度、实践的第一轮循环。此后在前一循环的基础上民国北洋政府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进一步有所发展、完善，可视之为第二轮循环，即周转。
本文除在导论中指出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围绕题目进行资料综述、提出采用何种研究工具、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并理清研究的基本思路之后，在正文部分的篇章结构为:第2章为清末民初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及国人对它的认识。开篇论述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关于什么是公司、公司源何而来、公司制度功能等方面的思想认识的归纳、总结和分析，说明哪些人有哪些观点，总体的基本认识如何。涉及企业经营模式方面的官督商办、商办企业思想，企业资金筹集，公司治理，法律规范等方面的思想认识;第3章为清末民初股份公司制度的设计安排及演进。时人有关公司制度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伴随着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可避免的会上升到上层建筑，引发国家层面普遍性的规范公司行为的制度建设及为其发展保驾护航的法律规范。这一部分研究晚清政府时期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公司制度的设计安排及其演进，并基于此剖析思想、制度引领社会实践的两轮循环。第4章公司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特点。这一部分总结公司制度建立之后在指导中国公司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在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股权和债权地位颠倒、股权意识模糊、缺乏保护产权的配套法律建设和平等自由的商业环境、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经营甚至损害股东权利的普遍现象;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逐渐向商办转变，出现了家族式的民营股份公司。第5章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演进的分析及思想、制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该部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在通过全文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及其相关思想、具体实践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思想、制度、社会实践三者的内在关系。
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传入和演化过程，是先有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西方股份公司的出现，产生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公司制度的接触、认识和讨论，并于西方股份公司在中国创建、发展的过程中，看到股份公司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时人围绕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实践具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思考，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文化逐渐演化发展。制度与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纵观清末民初的股份公司制度传入、演进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个演进历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思想认识，思想认识又转化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政府制度设计，从而指导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形成进一步的思想认识，从而修正旧制度，继而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再检验。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过程。
通过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及其相关思想、具体实践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制度在实践中引起人们思想认知的变化，思想认知反过来修正演化制度，从而变成现实的制度，并进一步作用于实践。
本着探讨思想、制度、社会实践三者内在关系的目的，本文研究西方近代公司制度在进入中国本土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后、如何引发了中国思想家的关注，在关注与热议的基础上如何催生了政府的改革与政策、制度层面上的设计，以及这些政策、制度是如何指导近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思想、制度引领实践的第一轮循环。在指导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将引发更深入的思想认识与讨论，并进一步推动政策与制度的修订，并在更高层面指导社会的实践与进一步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就是周转。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思想、制度与实践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这也是我们学习与研究经济史、思想史的目的与意义所在。作为经济史、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学科的努力，贯穿于经济思想史的始终”1，除了要透过社会经济表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之外，还应该深入研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思想认知，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强调思想、观念、文化的重要作用。所以笔者愿从这一角度进行学习、探讨，并将此作为在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的毕业论文。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842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起的晚清政府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其中1842年-191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起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的晚清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股份制公司在中国通商口岸出现，产生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公司制度的接触、认识和讨论，并于西方股份制公司在中国创建、发展的过程中，看到股份公司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时人围绕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思考、讨论，催生出清政府《公司律》的修订颁布，进而从国家法律层面规范、指导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时人再结合新的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思考、讨论，继而反作用于新的实践。可将其视之为思想、制度、实践的第一轮循环。此后在前一循环的基础上民国北洋政府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进一步有所发展、完善，可视之为第二轮循环，即周转。
本文除在导论中指出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围绕题目进行资料综述、提出采用何种研究工具、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并理清研究的基本思路之后，在正文部分的篇章结构为:第2章为清末民初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及国人对它的认识。开篇论述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关于什么是公司、公司源何而来、公司制度功能等方面的思想认识的归纳、总结和分析，说明哪些人有哪些观点，总体的基本认识如何。涉及企业经营模式方面的官督商办、商办企业思想，企业资金筹集，公司治理，法律规范等方面的思想认识;第3章为清末民初股份公司制度的设计安排及演进。时人有关公司制度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伴随着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可避免的会上升到上层建筑，引发国家层面普遍性的规范公司行为的制度建设及为其发展保驾护航的法律规范。这一部分研究晚清政府时期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公司制度的设计安排及其演进，并基于此剖析思想、制度引领社会实践的两轮循环。第4章公司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特点。这一部分总结公司制度建立之后在指导中国公司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在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股权和债权地位颠倒、股权意识模糊、缺乏保护产权的配套法律建设和平等自由的商业环境、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经营甚至损害股东权利的普遍现象;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逐渐向商办转变，出现了家族式的民营股份公司。第5章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演进的分析及思想、制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该部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在通过全文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及其相关思想、具体实践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思想、制度、社会实践三者的内在关系。
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传入和演化过程，是先有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西方股份公司的出现，产生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公司制度的接触、认识和讨论，并于西方股份公司在中国创建、发展的过程中，看到股份公司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时人围绕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实践具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思考，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文化逐渐演化发展。制度与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纵观清末民初的股份公司制度传入、演进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个演进历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思想认识，思想认识又转化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政府制度设计，从而指导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形成进一步的思想认识，从而修正旧制度，继而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再检验。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过程。
通过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传入、演进，及其相关思想、具体实践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制度在实践中引起人们思想认知的变化，思想认知反过来修正演化制度，从而变成现实的制度，并进一步作用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