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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与结构的优化调整，再考虑到制度背景的变迁以及土地资源约束的凸显等外在条件的变化，势必会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风险。因此，为防患于未然，本文从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成因入手，分析影响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因素，并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由此为土地财政的改革转型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本文首先将土地财政的演化过程做了阶段性划分，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土地财政阶段和后土地财政阶段。在此基础上，构建两阶段下包含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失地农民以及房地产商在内的三次演化博弈模型，对土地财政的演化过程以及区域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两阶段演化稳定策略变化的原因，得出影响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选取了1998-2015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先运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阿特金森指数等四大指数度量了各地区土地财政指标的差异。然后根据演化博弈的结论，选取包括财政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城市化率、工业化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在内的六个代理变量作为影响土地财政区域差异因素的代理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通过Shapley值分解，从时间和地区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进入到新常态之后，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依然显著;二是，从时间维度看，在1998-2015年期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的贡献度处于前三位，分别为50.59％、29.07％、11.54％，对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地区维度看，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但对于东北和中部地区来说，却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两者影响因素的差别较大，在制定政策时应区别对待;四是，进入到新常态后，地方政府尤其是以地生财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将更加困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会进一步凸显。最后提出，一方面，根据各地区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差异，引导地方政府主动实现土地财政的转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发现替代土地财政模式的融资机制及渠道的同时，为防患于未然，应将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