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一切文化领域都受到了政治浪潮的冲刷和洗礼，成为政治运动的演练场。历史学家和社会中其他知识分子的命运随着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而沉浮不定，尽管他们在荆棘丛生、艰险坎坷的学术之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和整个史学遭受的破坏相比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对这场给历史学家和史学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的文化浩劫进行探讨和反思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文革”时期历史学家群体总体地位沦落，始终是“革命”整肃和改造的对象。“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卷入革命洪流，从肉体到精神、从人格尊严到学术价值无一不受到无情的摧残和践踏，无数优秀的历史学家惨遭迫害。“文革”中后期历史学家的境遇相对改善，但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下，他们又踏上了艰辛的继续改造之路。在甚嚣尘上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历史学家群体发生了明显地分化，其中对“文革”否定和抵制意识形态逐步形成一股反“文革”的暗流，而进入写作组的历史学家则沦落为“左倾”当权派的御用工具。 历史学家群体结构自建国至“文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的发展趋势是，历史学家群体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内在需求下政治立场、价值理念逐步趋同，但在治学路数、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则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除。“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家包括老一代历史学家、青年学者和“史学批判家”三个群体。各个群体之间既存在共性又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因年龄层次、文化背景、治学路数和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极其复杂和迥异的心态。 无论环境多么艰险、恶劣，一切正直的历史学家在“文革”中从未放弃对学术和真理的执着探求，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以各种方式从事学术研究，甚至取得丰硕的成果。广大的文史学家集体协作完成了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囿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这些史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它们证实了史学没有消亡，没有被政治取代，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此外，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广阔的空间。 反思是史学的主要职能之一。历史学家与史学的这场浩劫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导致的恶果。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倾失误是多种外部因素最直接原因，历史学家自主意识丧失，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迷失自我加重了他们被贬抑了的社会地位。不仅是历史学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思“文革”，都应敢于实事求是、直面历史，惟其如此，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