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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描述现状和问题的提出。 自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掀起了女性就业的高潮，西方国家女性就业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本论文讨论的范围是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劳动力供给，针对在人力资源行业工作的女性参与劳动决策影响因素，及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做出分析，对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管理提出借鉴。同时对于人力资源行业的性别特征差异提供参考因素。为此，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我国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 第二部分，问题分析和研究 国外对于女性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既有规范研究又有实证研究，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如不同家庭内部决策模型对女性成员劳动供给的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决定因素等）对不同时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劳动供给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很大部分是关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实证研究。有关女性劳动供给的文献表明它已经成为跨学科的研究，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家庭工作、家庭收入、孩子的数目、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年龄、个人薪资、职业因素、所在单位性质等。 通过对北京地区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调研数据Logistic回归，发现对于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劳动参与率而言，其自身的教育水平、配偶的教育水平、所在单位的性质呈显著较显著的影响，工资外其他主要家庭经济来源、家庭中6岁以下孩子的数量呈显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其中，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本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参与时间越长，劳动参与程度越高，但超过一定的教育程度水平后，教育程度的增高会带来劳动参与程度降低;其配偶的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参与时间越长，劳动参与程度越高;越是拥有更多的工资外主要家庭经济来源，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工作参与时间越长，劳动参与程度越高;家庭中6岁以下的孩子数量越多，样本能提供的工作参与时间越短，劳动参与程度越低;在国有企业就职的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月平均工作时间最短，然后从小到大依次为民营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资企业月平均工作时间最长。 第三段，本文局限简述及今后研究建议。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劳动供给有关考量因素，尝试找出我国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在进行劳动供给决策时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主、客观的局限性，本研究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收集的数据量较少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由于本研究对象有几重界定:已婚、女性、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因此获得样本数量非常有限。 2、同时，样本收集范围也集中在北京地区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北京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前沿阵地，其从业人员的影响因素在全国范围内不一定完全适用。 3、统计工具的选择并不一定最优。本研究只挑选了9个因素进行研究，这存在遗漏的可能性。因为在实际的劳动供给决策过程中，影响就业因素很多而且很复杂，这些因素既有来自于家庭内部的，也有来自于家庭外部的;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而本文的模型并没有将这些所有的因素都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