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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直至今天，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团体，它对我国统战工作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仍起重要作用。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与农村改进共同构成了早期职教社的四大事业。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虽然独树一帜，但研究职教社的学者偏重于职业教育及民主活动的研究，研究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更关注的是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研究相对薄弱，有待深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衰落的客观现实、“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争、乡村教育的兴起、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等原因造成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关注，进而掀起了一场旨在复兴民族的知识分子“农村热”。在这场知识分子“农村热”中，出现了革命与改良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的出现是因为改良派与批判改良派对农村病源的看法存在根本不同，导致其开出的救治农村药方有本质区别，从而走上了两条根本不同的农村改进之路。作为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员，职教社的农村改进是在承认现存社会秩序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改良性质。
职教社的农村改进理论是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建立在“划区施教”基础上，以“富教政合一”为指导思想，采用复式组织与单式组织相结合的多元农村改进法，划区进行农村改进实验，待实验有成再行推广。这是一套相对完备的农村改进理论。在这一套理论的指导下，自1928到1935年间，职教社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农村改进机关。以这些农村改进机关为点，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点线面地铺开了，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乡村建设流派之一。在职教社建立的诸多农村改进区中，徐公桥改进区最为典型。从徐公桥农村改进中，我们可以看到：职教社的农村改进是在改进区展开的一次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但是，职教社现代化尝试却失败了。因为，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农村改进开展的大前提。在具备了这一大前提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关键在于农村改进能否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但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牢不可破，耕者有其田毫无实现可能的情况下，农村改进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终究有限，于是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突出的特色是教育为先，注重实用。这一点对于今日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业职业教育、农村教育的发展仍具启发意义。从建立起，职教社一直为解决劳动人民的生计问题而奔忙，它具有高度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以人为本，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光大。此外，职教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奋斗，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支进步力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永不过时。时至今日，职教社农村改进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其经验总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