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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20余年间，中共虽拥有城市工作的经历，但并无城市建政与城市管理的系统经验。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张家口、哈尔滨等城市的建政与管理实践又受制于当时以国共战争为中心的整体考量，而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在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开始转变以往集中精力于农村和战争而不注意城市工作的倾向。1947年11月石家庄的占领，恰好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尝试由面向农村转到以城市为工作重心的试验基地，提供了就近观察与指导城市建政和管理的重要机会。问题是，中共调配到石家庄市的干部缺乏城市建政与管理经验，但具有丰富的农村革命策略，洋溢着浓厚的农村气息和农村作风。他们在石家庄率先推行了当时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惯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斗争清算方法，希望以此建立新的城市秩序。在这种努力碰壁后，中共被迫转寰，采取委派的办法建立了市、区、街三级政府。在刘少奇对这种“乡村式”体制不断批评和推动下，1949年7月，石家庄市政府改设区公所，撤销街政府，派出所实行了“警政合一”。对于在必须保障中共领导前提下，如何在城市中实行“民主”，中共石家庄市委按照刘少奇的构想，曾筹备临时参议会，召开了类似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在探索城市管理过程中，中共在努力适应城市、尝试修正基于农村的革命策略和方法的同时，也以其革命理想和信念改造着城市。对农村中极少遇到的大批工人、商人国民党员，中共实行了严厉的登记和审查;对逃亡到城市的“地主”，中共分别情况予以遣返;对远比根据地发达的工商业，在中共新民主主义策略演变的大背景下，石家庄市的政策经历了从破坏到保护，再到限制与安抚并用的三个阶段;对城市税收，中共担心之余，10个月未曾征税，继而拿来根据地时的自报公议方法，实行了半年征收一次的工商业税政策;对财政收支，根据地时期的“统筹统支”和供给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不断被修正;对城市治安，中共紧张地控制住初期的混乱秩序之后，摸索着建立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了正规的警察和非常备的民警及防护自卫队等，并禁娼、禁烟、禁毒;对进入城市后中共党政干部出现的“不正确行为”及新老干部矛盾，中共大多利用党内纪律给予严厉批评或处分;对中共党在城市的发展，中共逐渐将对象集中于工人，等等。石家庄市建政与管理的尝试过程，说明了中共何以能够在城市站住脚根、而国民党却因接收城市而大失人心，反映了中共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适应与不适应，折射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艰难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