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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2017年以来，新生人口已持续下降三年。自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首次低于世界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以来，到2017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68。人口即将面临断崖式下跌，生育已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随着新生儿的减少，人口结构由“椭圆形”“三角形”变成“倒三角形”，这样的人口结构在经济发展、人口更替和再生产上都会面临很多问题。
尽管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自2011-2016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增长了0.1%。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其年轻人口出现了急剧减少，那么该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短时间内也会发生大幅下滑，从消费层面来看，年轻人结婚、购房、购车等需求也会大幅度降低，各类大宗消费品的增速会快速下滑，甚至进入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究竟何种因素阻碍了居民的生育行为？政府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唤醒国民的生育意愿？生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生育水平过低会导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日本在1990年劳动人口数进入刘易斯拐点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衰退和疲软。人口老龄化还不仅影响整体经济，还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本文基于CGSS2012、2013、2015数据，使用分组后组内收入的对数标准差和组内失业概率作为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检验了收入不确定性、失业概率和生育意愿的关系，再照性别群体、城乡分布、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首先，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绝对收入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失业概率对生育意愿呈现倒U的拟合关系，其他控制变量在两个模型中所拟合的边际效应方向均一致。这证实了稳定的收入是家庭生育的先决条件。其次，分群体来看，收入不确定性对男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女性的影响不显著，失业对男女均有影响，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单独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失业对其冲击远大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冲击；对于城市群体来说，收入不确定性带来的生育意愿抑制作用高于农村群体，但面对失业风险时，其影响小于农村群体；收入不确定性和失业概率对体制内工作的群体有显著影响，对体制外工作的群体来说，其个体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收入和工作对体制外工作的人来说不重要，只是在其工作过程中，对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使得不确定的影响有所降低。
尽管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自2011-2016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增长了0.1%。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其年轻人口出现了急剧减少，那么该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短时间内也会发生大幅下滑，从消费层面来看，年轻人结婚、购房、购车等需求也会大幅度降低，各类大宗消费品的增速会快速下滑，甚至进入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究竟何种因素阻碍了居民的生育行为？政府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唤醒国民的生育意愿？生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生育水平过低会导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日本在1990年劳动人口数进入刘易斯拐点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衰退和疲软。人口老龄化还不仅影响整体经济，还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本文基于CGSS2012、2013、2015数据，使用分组后组内收入的对数标准差和组内失业概率作为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检验了收入不确定性、失业概率和生育意愿的关系，再照性别群体、城乡分布、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首先，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绝对收入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失业概率对生育意愿呈现倒U的拟合关系，其他控制变量在两个模型中所拟合的边际效应方向均一致。这证实了稳定的收入是家庭生育的先决条件。其次，分群体来看，收入不确定性对男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女性的影响不显著，失业对男女均有影响，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单独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失业对其冲击远大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冲击；对于城市群体来说，收入不确定性带来的生育意愿抑制作用高于农村群体，但面对失业风险时，其影响小于农村群体；收入不确定性和失业概率对体制内工作的群体有显著影响，对体制外工作的群体来说，其个体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收入和工作对体制外工作的人来说不重要，只是在其工作过程中，对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使得不确定的影响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