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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较大程度上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宣传翻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动向世界介绍自己独特的文化、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等等，这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与发展，也为有意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窗口与途径。 在这一期间，国内学者对外宣翻译进行了积极并富有成效的研究。早在1990年，段连城就写了《呼吁:请译界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的文章，指出了中国的外宣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外宣翻译的重要性，从不同方面对外宣翻译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林克难提出了用来指导实用翻译的“看、译、写”的方法;丁衡祁针对公示语的翻译，提出“模仿——借用，——创新”的模式。 但与此同时，也得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对外宣传翻译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而言，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词汇层面的错误。这包括中式英语、多余措辞、不当搭配、伪对应以及其它类型的错误。第二，句子和篇章方面的错误。具体体现在结构缺失、同义反复修饰、字对字翻译以及多余信息等方面。最后，文化方面的错误。这主要包含文化负载信息的错误传递和缺少文化意识两方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呢？从宏观上讲，是因为中国和其它国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从微观上来看，则是缺乏翻译理论的指导。按照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观点，文本从类别上来分，可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包括严肃文学作品、官方报告、自传文学、私人书信等。对于此类文本，译者应采用语义翻译法。信息型文本包括自然科学、科技、工商经济方面的读本、报告、文件、报刊文章、备忘录、会议记录等;呼唤型文本包括通告、说明书、公共宣传品、广告通俗作品等，对于这两类文本，译者则须采用交际翻译法。外宣翻译材料绝大多数属于信息型和呼唤型，因此应该用交际翻译法来翻译这些材料。 但如果译者未能按照交际翻译法来处理外宣材料从而出现交际失败时，会有什么后果呢？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认为，这会导致宣传内容得不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认同，因而也达不到预想的宣传目的。在伯克看来，只有当人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认同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才能说得动他。这就要求我国在外宣翻译时，应该使用目的语读者的话语方式，采取必要的方法，尽可能让受众认可我国的宣传内容。 此外，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黄友义提出“外宣三贴近”的原则。该原则的具体内容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第一、二个“贴近”很容易理解，一般而言，对外宣传的材料都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国外受众需求的。第三个“贴近”要求从事外宣翻译的人员认真研究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在翻译时使用符合国外受众思维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 根据以上理论，在外宣翻译中，可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避免错误的发生。这些办法涵盖六个方面:恰当选词、删除多余信息、借用、重组、改写、解释性翻译。恰当选词包括使用柔和表达以及避免使用生僻词;删除多余信息涉及同义反复、华丽辞藻、无关紧要信息和过分夸张的表达;从英语中借用包括直接借用和平行文本两方面;重组包含两点:句子重组和段落重组;改写主要涉及段落与篇章。解释性翻译包括人名、地名、中国历史事件、独特的中华文明现象、特有的体制和机构、政治术语和口号等。 最后，希望以上六种方法能给从事外宣翻译工作的人员一些启示和帮助，从而使我国的外宣翻译质量有根本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