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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以1949至1962年间的中印领土争端作为分析个案，阐述印度在中印领土争端演进过程中相关的政策及其决定因素、相应的策略及其变化动因，从而为此一阶段中印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发展趋向，以及1962年边境战争的最终爆发提供一种解释。
首先，依循地缘政治需要和周边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扩张在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影响和安全利益，是印度边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维护所谓印度同中国西藏和新疆接壤的北部边境的安全。基于此，印度政府一方面竭力支持所调西藏的高度“自治”，以及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另一方面，通过外交的或者军事的手段，想方设法单方面在中印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确定一条边界线，并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承认、至少是默认。
尤为关键的是，在印度决策者看来，西藏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印度北部边境安全以及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严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边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西藏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冲撞，十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日益凸显出来——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默认其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的时候，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搁置策略已经处于改变的前夜，而随之发生在中国西藏的叛乱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平叛的有关举措，客观上起了印度边界政策从搁置到升级变化的催化作用。
其次，印度政府制定与实施其边界政策包含着强烈的国家威望的诉求，甚至赋予某一特定行动超出其实际重要性的威望。独立后的印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浓厚的国家，文明自豪感、历史荣誉感与政治抱负等，是影响它的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决策者看来，印度争做世界大国和扩大国际威望的努力，既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又面临来自同样是亚洲大国的中国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印度而言，中印领土争端远远超出了争议领土本身，而是对于印度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的挑战，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印度领导人刻意地认为，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关乎印度的国家威望，但是追求国家威望的政策却走过了头。其中的要害是印度领导人的“受害者心理”。正是基于所谓“受害”的敏感与恐惧，印度决策者一味夸大中方敌意和威胁，以及相应的己方权力与威望受损的程度；与此同时，印方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立场，而对中方的主张趋于不加理性分析地简单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决策者的“受害者心理”促使其不能忍受边界问题继续被搁置而边界主张不被默认。进而，它抛开谈判解决争端的做法，采取外交上的压服，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升级争端，胁迫对手屈服。
第三，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与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边界政策，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大党内部的右翼、反对党派以及其它政治势力的挑战。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以后，这种挑战直接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堂而皇之地被用来实现政治权力斗争的目标；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推行公开外交，并且经过情绪化和不负责任的媒体推波助澜，导致公众舆论的巨大声浪。其中既大唱反华的高调，也不乏指摘政府的声音。面对着已经造成的被动局面，印度政府尾随而不是引导舆论。可以说，印度政府升级领土争端的做法既适应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又迎合了所谓公众舆论的热切期待。同时，它也服从于印度领导人对于权力和威望的诉求。
论文最后论述了印度边界政策与中国政府在应对争议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上日渐显露出的对立与冲撞。这一点与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直接联系在一起。印度使用武力、升级争端的做法，不仅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实质上的威胁和侵犯，同时也对于中国的国家威望形成了直接挑战。中国方面的反制措施无疑是对于印度政府升级争端的强烈回应。
基于本文的研究，作者认为，在充分兼顾有关历史根据和各自的现实利益的情况下，边界问题上的决策者需要政治勇气、有所超越。这无疑是一个有关各方实现相互理解和谅解、协调利益冲突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领土争端应被避免成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衍生物或者为其提供“合法机制”。同时，领土争端的最终解决必然涉及到双方“互谅互让，有取有舍”。这不仅需要两国政府的共识，而且需要两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两国政府都不能不对此予以慎重考虑，要做充分的、健康的舆论引导和宣传。
需要着重指出的，对于未来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任何一方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彻底摆脱“受害者心理”，代之以全面、客观和冷静地看待领土争端，并在理解彼此关切、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