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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倡议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目的，是惩治那些自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领土内犯有严重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个人，通过令其承担刑事责任来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推动了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和司法实践的发展，成为国际上国际刑事法庭再次重新发展的发源点。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带动了卢旺达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为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事实上，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建立后十余年来，该机构的司法活动统计报告显示：有31个案件正处于诉讼预备阶段，8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37个案件则已审结(其中17个案件的被告已被定罪)。可以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一系列判例与它们确立的若干概念、术语，以及对法条的解释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事法的内涵，为之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良好运转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和材料。
本文选择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审结的耶里西奇(Jelisic)一案1进行探讨，着重选取该案一审程序中涉及的一个程序性问题和一个实体问题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一具体案例的介绍、分析，引起国内学界对前南、前卢旺达法庭审结的案例中所涉及的一些有关国际刑法的新问题、前沿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促进该领域更广、更深的研究和发展。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耶里西奇案件事实的简要介绍；第二，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本案中适用的分析：第三，对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法律问题结合本案进行的介绍及评析。
了解耶里西奇一案审判概况后，本文将首先就本案一审中在处理有关灭绝种族问题时所涉及的一个程序性问题进行探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适用。
本案在被告人的客观行为已经符合灭绝种族罪的犯罪构成、只需确定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灭绝种族的犯罪意图的情况下，适用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并最终依此判决被告不构成灭绝种族罪。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但应否对其进行定义，如何对其进行界定，至今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
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当前，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自身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二是司法实践中对其界定相互矛盾；三是缺乏可操作性。这也间接导致了各法院在审判中因对其适用的不一致而导致相似案件判决的不一致。
近年来，刑事证明标准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以及立法和司法实际部门亦引起了激烈争论。许多学者在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主张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修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排除合理怀疑是如何产生的?其基本涵义是什么?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实践中存在着哪些问题等等，我们一直缺少深入的研究。在此情况下即盲目进行制度的移植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本文将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构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讨论及其改革和完善有所裨益。
此外，本案审理过程中，辩方多次提到，被告人之所以实施控方提出的行为是受到了来自其上级的命令，被告自身的意志仅仅起了很小的作用或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所实施的犯罪更多地体现的是其上级机关(在本案中，即统治机关的意志)；更进一步说，被告所实施的犯罪实际上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那么此时，除了追究被告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是否应当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呢?
与国内法中的法人一样，国家作为国际法上的法人，具有自己的行为和意志。国家不仅有犯罪意图，而且有犯罪能力，并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施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国际犯罪。国际关系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否认国家国际犯罪的存在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国际法中确立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制度是实现国际社会正义、促使犯有此等罪行的国家进行改造和防止犯罪再度发生的需要。国际刑事法庭在设立时确立的宗旨之一是--追究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在承认国家可以实施国际罪行的前提下，2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基于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受到了国家、统治或领导阶层的指使，他们实施国际犯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体现的一个国家的意志，单纯追究这些具体个人而不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不够合适；一方面基于国际罪行的后果极其恶劣，当前仅仅追究国家的民事责任，采取诸如赔款等形式无法较完善地弥补其罪行所造成的后果。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国家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是一种应然的选择和必然的趋势。本文将从应然和实然的双重角度出发，探讨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以及在当前缺失一个高于各国之上的国际性中央强制性机关从而无法完全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为解决该问题而进行机制建设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