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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社会经济事务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当属私有化浪潮的兴起。这种私有化也蔓延到养老保险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化改革的各种问题和潜在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围绕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议也持续升温。这表明，养老保险私有化并非必然是社会保障改革唯一的理性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试错的性质。因此，对养老保险私有化问题仍存在继续探讨的意义和空间。
养老保险私有化可以理解为用全部或部分积累制取代现收现付制的改革、实践和理念。包含如下几层意思：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全部或部分被强制性的个人退休账户所取代；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全部或部分转向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公共部门的集中垄断性管理转为公共公司专业化管理或私人基金公司的分散竞争性管理；养老保险制度从固定受益型全部或部分转向固定缴费型。在此意义上的养老保险私有化具有责任重组、基金资本化和保险商品化三个特点。完全基金积累制和部分基金积累制是私有化的两种基本形式。私有化支持者认为，与现收现付制相比，私有化制度具有改进养老保险基金筹措和使用效率、提高国民储蓄率、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促进公平并避免现收现付制下的生命周期问题等功能。
理论和实践表明，私有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风险。私有化通过鼓励多储蓄抑制了人们现期消费的欲望和需求，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容易造成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经济总量和收入分配失衡的可能；以混合养老模式或多支柱模式存在的部分积累制无法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冲击，并可能导致第一支柱产生赤字；将更多的私人成分引入养老金计划，会削弱养老金体系的再分配功能。私有化其他方面的成本或风险包括：降低了社会保障的固有功能；增加了管理成本及基金投资、运行的风险；存在人口及宏观经济风险；一定的社会成本和政治风险；巨额的转制成本风险。私有化也未必能提高国民储蓄率。
私有化的局限与风险使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普适规律，其兴起本身就包含诸多非经济因素。除了传统现收现付制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及人口结构关联因素的影响，也与自由主义思潮及全球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不能将私有化看作唯一不变的改革途径，更不能将完全积累制当作改革的唯一模式。各个国家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对于选择私有化方向的国家，私有化的方式和程度也存在一个限度：私有化改革不应改变社会养老保险的互济和收入再分配功能；也不能用商业保险取代社会养老保险。新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可分为传统和转型两个时期。传统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转型期养老保险则是部分积累制。在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过渡中，出现了“空帐"运行、转制成本巨大等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解决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中国应当继续沿着部分积累制的方向深化改革，但不宜走完全积累制的私有化道路。统账分离、做实个账户、扩大覆盖面、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减持国有股彻底解决转型成本问题，是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