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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通过三次女权运动，已经获得了能够争取到的所有的“显性的权利”。现阶段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的性别不平等，不再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而是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的惯性“遗留”下来的。因此，建议女性自身必须正视“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的惯性，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突然改变”的必然事实。放弃从男性身上找原因，不再把男性当作女性处于压迫地位的对立面来对待。
特别是在家庭领域的研究，认为男性是女性对立面的看法并不能给女性带来家庭幸福，更不能给女性带来彻底的解放。基于女性已经获得了法律和政治上与男性平等的现状，中国的研究应放弃“男性与其统治是女性不幸的根源这一无建设性的观点”，应重新分析决定女性家庭地位的根本性因素，正确认识家庭内部两性的关系，采取合作性的，对现状更加有效的策略，去争取更高水平的两性平等。
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重新分析影响女性家庭地位的根本因素对于家庭研究尤为重要。
在当代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女性中地位提高最为显著的是经济发达地位的城市女性，因此，研究中国城市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并给予城市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合理的解释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有益于其包括城市女性在内的女性全体的解放。
本文以城市女性为重点分析单位，整理收集了近年来几个大型研究项目之中能够反映城市男女两性家庭地位的调查数据。在这些实证数据的支持下，以女性获得家庭实权为典型事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深入分析了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深层原因。研究宗旨上，批判传统女性研究中的主观战斗态度，采取了中性的制度性研究的研究态度。研究框架上，不以生理、经济、文化等单一要素为决定女性家庭地位的根源，而是用综合全面的制度性成因为根源解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研究方法上，不以静态描述为主，而是在家庭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的变迁这一动态过程中分析了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成因。不以自身能力的提高的表象为解释，而以家庭制度为线索给予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提高这一现象以制度性解释。结合家庭结构、功能、制度这三个横向维度的纵向变迁，揭示了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家庭制度的变迁体现在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和家庭制度的民主化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变迁都在不同层面上支持了城市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人均户数下降，核心家庭成为主导这一趋势使女性成为了核心家庭的共同建立者和家庭的另一个核心，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和家庭规则的制定权。家庭功能的社会化-由于家电等现代化设施的完善和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业的发展，社会承担了许多原来由家庭所承担的功能，使女性的精力和时间获得较大解放，使女性走出家庭，挺进社会成为可能。而挺进社会使女性获得经济收入，获得经济独立，使女性的地位获得更大程度的提高。在家庭制度的民主化方面，由于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继承制度的民主化使女性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婚姻自主权、生育自主权等），并由于继承制度的民主化也使女性女性获得了趋于平等的投入和培养，获得了几乎与男性一样的起点和发展潜力，使女性在社会上获得职业和收入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当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离不开家庭的支持，正因为家庭的变革，女性不仅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了充分的发挥，备受肯定。也正因为家庭的变革，女性才能够从家庭中得到较高的解放，迈入社会。女性在家庭里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离不开家庭本身的变革给女性带来的好处。家庭的变革包括家庭结构，功能，制度上全方位的变革，这些变革无一不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给与了重大支持，在这些支持中女性走出了家庭，进入了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