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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至1960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文学开始突破建国初期建立的话语规范，标志着“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开始萌芽。1961年至1962年，国家文艺政策的某些调整和一些官方“文化权威”的谨慎努力，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萌芽进行了有限度的阻遏，但终究没能挡住“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在1963年以后迅猛发展的势头.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阶级斗争进行了扩大化、绝大化的论述，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4年6月至7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分别从文艺指导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终于造就了1966年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标志的“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的基本形成，并经过1968年至1969年出现的“三突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之后，走向全面的定型。此后一直到1978年，全面定型的“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一直在中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 将“文革”主流文学置放于世界文明和现代性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予以审视，发现，“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之“宏大叙事”的诉求，“革命”的“新型主体”的建构，“合理性”之“价值理性”的膨胀，所有这一切，都给“文革”主流文学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烙印，标示着“文革”主流文学有其深刻的现代性根源。 从现代性之“返魅”的视角聚焦“文革”主流文学的叙事形态所展开的审美景观，一幅世俗宗教的畸形精神图展现在面前:以“神”与“魔”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特选子民”的“成圣”与“显圣”，在“大希望”与“大恐惧”之间的“神性救赎”。在这样一幅畸形的精神图景中，“宏大叙事”中的“活人献祭”与“道德嗜血”，“新型主体”建构中的“人性陷落”，“价值理性”的膨胀对文学精神的扭曲与窒息，又在表明现代性的强烈诉求给“文革”主流文学带来了种种难解的精神症结。这种种现代性症结凝聚在“文革”主流文学叙事形态所展开的畸形的审美景观中，“文革”主流文学因此也就成了现代性文明疾患的一种标本式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