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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体研究是词学研究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方面，但其成就相对于词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仍显得较为薄弱。本文以唐宋词体的构成与形成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探讨了词体的文本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围绕唐宋词体中的主要问题，全文分为六个专题。 第一章以“规范与词体”为中心，探讨了唐五代时期词体的起源与成立问题。重新审视和考察了词体的起源及其历史形态、词调的形成与词体的成立、伶工与词调的形成，以及《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基于文本为基础的新词体建构等问题。作为一种具有固定曲调与形式规范的歌诗体裁，词体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创作规范的形成和文本样式的建立。其中，曲调的约定和文本规范的建立，是词体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第二章以“乐器与词体”为中心，考察了主要乐器及音乐背景的变化对唐宋之际词体演变的影响。从“琵琶第一”到“觱篥居首”，唐宋时期的主要乐器及其组合发生了重大改变，乐曲、乐律及其风格特点也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些变化促进了唐代燕乐向宋代燕乐的转型，是以小令为主的唐五代词和以慢词为主的宋词呈现不同形式特征与风格特点的音乐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三章以“类型与词体”为中心，考察了“令引近慢”的合称历史以及不同词调类型的历史含义。“令引近慢”合称概指词体，不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大曲的不同乐段，亦非基于均拍、韵断或篇幅、字数对词体的划分，而是清代宋翔凤《乐府馀论》分别以“小令”、“中调”、“长调”对应“令”、“引近”、“慢”，加强了“令引近慢”的文体地位，从而最终合称概指词体。同时，“令”“引”“近”“慢”等词调类型，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作为乐曲、演唱、文本等概念来使用，寄寓了人们对词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态嬗变的不同认识。 第四章以“演唱与词体”为中心，探讨了演唱活动与词体文本形式之间的关系。词调声情是词调在乐曲、演唱方面的情感体现，由于词乐失坠，歌法失传，就造成了部分作品在相题选调方面的误用。叠唱是乐句的重复或反复，体现了演唱对词体文本形式，尤其句式特征的影响，保存了词体从音乐文学向语言文学演变的痕迹。自度曲是对倚调作词规则的一种突破，丰富了词调种类，但许多自度曲有时并非出于独创，而是依傍其他词曲而完成的。 第五章以“文本与词体”为中心，探讨了词体的篇章、句式、语词等文本特点及结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词体具有不同的分段和断句标准，累积下来，就造成了一定的分段和断句混乱现象。本章通过对分段和断句错误现象的归纳，致误原因的分析，探讨了当下词体分段与断句应遵循的标准。在词体文本中，较广泛地存在着押韵句尾三字的平仄规律基本一致的现象。“三字尾”平仄律现象的存在，说明音声与文本、声律与格律、诗律与词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形式关联。 第六章以“格律与词体”为中心，探讨了词体格律的构成要素、结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词体格律由字数、篇章、句式、平仄、押韵等文本要素构成，已在唐宋词中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基于不同的历史形态与判断标准，就产生了唐宋词是否可以称为“律词”的争议。本章以《念奴娇》及相关词调为例，比较分析了不同作品之间的格律特征及其演变，以验证唐宋词是否存在严格地格律，并尝试从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内容。 词体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词体要素的结构系统逻辑地展开，以及不同词体形态历史地生成演进的过程。因此，对词体文本及其历史形态的研究，既可以对词体要素在系统结构的逻辑展开中获得一种“结构定位”，也可以在词体发展演进的历史链条中获得某种“历史定位”。总之，本文不追求体系的建构及确定性的结论，而是以文学文本为本位，以历史活动为参照，致力于在对唐宋词体的形式特征和形态演变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探讨词体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