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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重大生态灾害和环境事故时有发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也造成了严重影响，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发展新理念。同时，把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节能减排作为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环境保护机构，层层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重视和发挥公民、非政府组织和舆论媒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国际组织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一个多方参与、合作互动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正在形成。 政策网络理论是将网络理论引入政策科学而形成的一种分析途径和研究方法，兴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政策网络发展于美国，经过欧洲学者发展，后来又在美国进行回流性研究，现在正流行于整个欧美学界。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动态的、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手段，政策网络研究的兴起被认为是对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一大贡献。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深入，把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和管理工具来研究，逐渐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新特点。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学术传统的不同，学者们对政策网络的本质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理论和流派。根据罗茨(Rhodes)的观点，政策网络相关研究形成不同的传统:美国传统、英国传统和德国、荷兰传统。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和标准，区分了不同的政策网络类型，其中以马什(Marsh)和罗茨的分类最具代表性。为回应政策网络理论研究面对的各种批评意见，马什和史密斯(Smith)发展出更有用的解释框架，即政策网络研究的辩证途径，凸显了政策网络中"结构和个人"、"网络和环境"、"网络和政策结果"之间三段的辩证关系。政策网络理论不仅为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途径和治理模式。 由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危害的严重性和解决的复杂性，使得传统政府单独治理生态环境的体制难以为继，建构一个多元参与、合作互动的政策网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是十分必要的。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参与的重视和引进，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介入，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由于拥有资源、利益目标等方面的差异，政府、企业、公民、非政府组织和舆论媒体在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动力、作用和不同的优势及不足。同时，这些行动主体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是合作关系，由于保护生态环境符合行动主体共同的长远利益，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相互的资源依赖性等方面的因素，政府、企业、公民等行动主体构成了合作关系。二是竞争关系，由于资源是稀缺有限的，为了占有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公民之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三是冲突关系，由于直接利益和目标的冲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地方政府和公民、舆论媒体等行动主体之间，企业和公民、舆论媒体等行动主体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关系。政策网络运行的关键就是要维持和促进合作关系，协调和引导竞争关系，避免和减少冲突关系，实现政策网络的集体行为。分析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类型，主要有这样几个评价指标，即参与者数目、依赖关系、互动程度和政府与社会关系。 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治理的实践中，洞庭湖治理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治理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们分别代表了政府主导型、社区支配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政府主导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模式和行动策略主要是:政府倡导和发起，政策网络构建，政策网络规制，政策网络博弈。社区支配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模式和行动策略主要是: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参与式管理的利益协调，注重社区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国际组织的积极介入和有效推动。 洞庭湖治理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治理两种类型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性。共同点主要是，都拥有共同的政策背景，具有多元化的参与主体，行动主体间建立了紧密持续的互动关系，政策网络治理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政策结果都有一定的脆弱性。二者的差异主要是:政策议题、推动力量、主体力量、治理工具、互动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构成了区分两种政策网络类型的主要依据。这两种类型的政策网络中，包括了政策网络与行动主体、政策网络与政策环境、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的辩证关系，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促进了良好的政策结果的实现，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政策网络行为主体的互动行为和政策网络结构，实现了双向强化的良性循环。 通过洞庭湖治理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治理两个案例的分析，透射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的统一共识和共同行动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网络的开放度和参与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待充分发挥，各行动主体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互动，规范、价值观、理解、契约等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不足，这些问题都制约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治理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为改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网络，需要增进和培育政策网络共同的理解和价值观，促进政策网络的广泛参与，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注重信息的沟通和协商，注重信任、激励、契约等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的建立，提高政策网络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