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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远方痛苦的中介化”学术脉络下纳入性别议题研究，从灾难性事件转向日常生活，将社交媒体空间“生育后遗症的自我言说”及其引发的讨论视作女性痛苦的私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的文本流通案例，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并借鉴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视角，把握女性生育痛苦“不均匀”的符号流通，关注权力、性别意识形态和同情问题。比起地理意义，本文的“远方”更强调其社会文化意涵。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在公共领域长期被噤声的女性故事对于父权社会而言构成了社会意义的“远方”，而被遮蔽和自然化的日常生育痛苦对于“歌颂母亲”的社会主流叙事而言同样是遥远而陌生，远方的痛苦更是“他者的痛苦”。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提供了边缘化的生育痛苦得以被言说与见证的可能，从而不完全地修正了性别的隐性伤害。女性网民言说生育痛苦时主要围绕失序身体的再现和女性角色反思与建构两个面向展开。言说者回溯生命经验的同时，策略性征用性别话语资源进行质疑、控诉或作出正面的自我评价。再现失序的身体时则呈现病理化叙事特征。一方面病理化叙事帮助女性挣破身体羞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新生殖技术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异化，导致女性在医学术语之外难以感知和叙说身体。生育痛苦的自我言说引发了见证者“同情承认”和“否认痛苦”两个方向的积极响应。见证者的同情主要分为三种：关怀的同情、责备的同情和无力的同情。关怀的同情重点关注受苦者的遭遇并表达共情或怜悯，且具有情境性特征，强调见证者与受苦者的社会关系；责备的同情在关注受苦者及其遭遇之外，重点责备肇事者；无力的同情则指情感上的无力感和行动上的无能为力。兼之，媒介空间的同情对改变女性现实困境作用有限，因此往往是有限的同情。部分行动者则从同情的表达转移到对承认政治和身份认同的追寻，但其流露的性别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以及女性内部的撕裂，消解了可能激发的同情。潜在的女性受苦者则直接拒斥他人同情，提出不婚不育的主张以疏远痛苦。而在自我赋权和自我疏远的两条道路上，女性群体的团结范围越发紧缩。“否认痛苦”的话语则假以科学逻辑、国家的逻辑和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出现。为了合法化拒绝同情，行动主体以科学理性之名将社会性痛苦转化为概率问题，并解构痛苦的真实性；或以国家之名强调女性的生育责任。而网络空间不断显著的女性主义话语和现实世界中不断提升的女性社会地位，强化了男性弱者的被剥夺感，引发对中国女权的污名化行动。
总体而言，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言说与痛苦见证提供了一种多视角的“真相”,他者的痛苦也因此呈现为虽然是破碎的、处于特定位置的但又是开放式的叙事。她们的媒介实践改造和重塑了中介化环境，一种现代的生育文化得以被命名的同时也诱发了网络性别战争。生育痛苦的中介化过程中，女性的话语权势起起伏伏，且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分布不同。遗憾的是，女性行动者集中于攻击男性优势地位甚或在女性内部树立敌人，没有进一步批判和反思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如国家权力和制度结构。尽管女性行动者不断调整日常生活抵抗战术，但依然难逃被国家公权力监控乃至噤声的命运。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提供了边缘化的生育痛苦得以被言说与见证的可能，从而不完全地修正了性别的隐性伤害。女性网民言说生育痛苦时主要围绕失序身体的再现和女性角色反思与建构两个面向展开。言说者回溯生命经验的同时，策略性征用性别话语资源进行质疑、控诉或作出正面的自我评价。再现失序的身体时则呈现病理化叙事特征。一方面病理化叙事帮助女性挣破身体羞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新生殖技术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异化，导致女性在医学术语之外难以感知和叙说身体。生育痛苦的自我言说引发了见证者“同情承认”和“否认痛苦”两个方向的积极响应。见证者的同情主要分为三种：关怀的同情、责备的同情和无力的同情。关怀的同情重点关注受苦者的遭遇并表达共情或怜悯，且具有情境性特征，强调见证者与受苦者的社会关系；责备的同情在关注受苦者及其遭遇之外，重点责备肇事者；无力的同情则指情感上的无力感和行动上的无能为力。兼之，媒介空间的同情对改变女性现实困境作用有限，因此往往是有限的同情。部分行动者则从同情的表达转移到对承认政治和身份认同的追寻，但其流露的性别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以及女性内部的撕裂，消解了可能激发的同情。潜在的女性受苦者则直接拒斥他人同情，提出不婚不育的主张以疏远痛苦。而在自我赋权和自我疏远的两条道路上，女性群体的团结范围越发紧缩。“否认痛苦”的话语则假以科学逻辑、国家的逻辑和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出现。为了合法化拒绝同情，行动主体以科学理性之名将社会性痛苦转化为概率问题，并解构痛苦的真实性；或以国家之名强调女性的生育责任。而网络空间不断显著的女性主义话语和现实世界中不断提升的女性社会地位，强化了男性弱者的被剥夺感，引发对中国女权的污名化行动。
总体而言，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言说与痛苦见证提供了一种多视角的“真相”,他者的痛苦也因此呈现为虽然是破碎的、处于特定位置的但又是开放式的叙事。她们的媒介实践改造和重塑了中介化环境，一种现代的生育文化得以被命名的同时也诱发了网络性别战争。生育痛苦的中介化过程中，女性的话语权势起起伏伏，且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分布不同。遗憾的是，女性行动者集中于攻击男性优势地位甚或在女性内部树立敌人，没有进一步批判和反思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如国家权力和制度结构。尽管女性行动者不断调整日常生活抵抗战术，但依然难逃被国家公权力监控乃至噤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