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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一种利益分析视角和方法--效用差别，所谓"效用差别"，就是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相关的资源或行为对当事人双方利益的不同意义。本文认为，"效用差别"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换的前提，也是解释合作、纠纷、对抗的成因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一个有效视角。该视角和方法与西方经济学及法律经济学关于利益问题的分析范式存在较大不同，后者是一种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利益最大化"思维方式之上的单边视角分析，而"效用差别"则是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和东方思维方式的双边视角分析。 人们围绕资源配置产生的利益关系离不开社会规范的协调。效率、公平、和谐是社会规范确定利益协调方式与结果之正当性的基本标准，它们实际都是以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基础的。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使其产生更大的效用。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认为，效用是一种主观感受，其衡量标准是每个人自己的主观判断，因此只要对资源的产权界定清晰并且能够进行自由交换，那么资源就可以通过流转，由估价低的人向估价高的人转移，从而实现优化配置。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是有的资源在性质上是不可交换的，或者存在交换的巨大障碍，或者当事人存在争议，这时就需要由社会规范（特别是法律）的制定者或执行者以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该资源配置给谁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用。这样，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便遇到了自己判断与外人判断、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的悖论。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解决办法是采用货币作为衡量工具，用"财富"取代"效用"，把"效用最大化"标准转变为"财富最大化"标准。这是一种生产视角的思考方法，它仅仅考虑满足需要的手段，忽略了人的需要之满足这一终极目的。而且，它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单边视角分析，未重视分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其"效用"概念的同时，对之进行唯物辩证法和东方价值观的改造，强调主观与客观、手段与目的，生产视角与消费视角相统一，以此衡量是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效用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以效用是主观感觉为由排斥对效用进行人际比较，有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提出挑战，并发展出一套关于人际效用比较的理论和方法。而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和"能近取譬"（换位思考）则是一种更为简单实用的方法。本文借鉴这些方法，主张不必对效用差别进行极其精确的衡量和大范围估算，而是强调特定情形下的局部性判断。在很多情况下，仅靠直观感觉和换位思考即可做出判断。而对于复杂情形，本文创设了一种"比例比较"的方法，比较相关资源或行为对当事人的边际效用在其整个相关效用水平中所占据的比例，这是一种数字的大小，因而是一种客观的标准。 本文以"效用差别"为视角和方法，对各种类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因素在于双方所交换的资源是否对于对方的效用高于对自己的效用，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是否互利。本文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互利:一是直接的互利，二是扩展的互利。前者存在直接的对价，后者不存在直接的对价或者对价具有时空分离性。分工和交换可以实现直接的互利，其原因在于当事人各自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双方所交换的资源或行为给对方带来的效用高于给自己的效用，因此产生合作剩余，但是其前提是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并且不受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重大干扰。否则，一种表面看来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换，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效率、公平、和谐，因为双方所交换的资源在交换之后的效用降低。 社会交往中的帮助行为则是一种扩展的互利，它具有较大的效用差别，符合资源优化配置，但这是以当事人自愿进行帮助为前提的，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帮助，能否采用强制的方式进行再分配就会面临争议。本文认为，这些争议通常都是站在消费视角来看问题，其实，无论是自愿的帮助还是强制的"劫富济贫"再分配，对提高社会总效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费方面，更关键的在于生产创造方面，即通过资源的转移可以大大提高相关资源的产出。 本文还对一种完全基于生产视角确定其正当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劫贫济富"--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否正当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结果，而且在于过程，它是否基于真正的同意（而不是被迫），以及是否支付了足够的对价，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新的利用方式能够使该资源产生更大的产值。如果该资源在重组后并不能产生更大的产值，或者获益者的收益已经非常高却不肯进行充分的补偿，那么这种资源重组需要被质疑。 本文从效用差别的视角对一种非互利的关系--伤害与私力报复或公力救济--进行了分析。由于存在效用差别，侵害人从侵害行为中获得的收益与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往往极不相称，前者远远小于后者，因此侵害行为使社会总效用降低。在受害人进行报复或者通过法律责任进行公力救济时，产生一个新的损害，其性质与前一次相同，甚至在程度上可能超过前一次。因此需要考虑如何确定和实施法律责任最具合理性，本文分析了确定赔偿或惩罚的算术方法与几何方法。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法律确定权利、义务、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对作为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科斯定理以及具有东方智慧的海瑞定理进行了分析、梳理和比较，指出其内涵和适用范围。本文认为，科斯定理Ⅰ强调的是存在明确产权的资源如何配置可实现最优配置由产权主体自己判断，科斯定理Ⅱ强调的是不存在明确产权的共享性资源配置给谁可实现最优配置由居于公共利益立场的立法者或法官判断，只有在不存在明确的产权时才需要运用科斯定理Ⅱ，在存在明确的产权时，科斯定理Ⅱ不能适用。科斯定理Ⅱ要求法官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而经济学决策的思维方式与法官决策的思维方式是相悖的，前者是"面向未来"的，而后者是"面向过去"的，在司法决策中进行经济学思考，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认为，科斯定理Ⅱ更合适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立法领域。 对于海瑞定理，本文从其历史原貌出发，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其内涵进行了挖掘和分析。海瑞定理Ⅰ的现代意蕴实际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海瑞所反对的"乡愿之道"，在当代中国仍然是实行"法治"的重大阻碍。对于海瑞定理ⅡA，虽然它为疑难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本文认为更应该重视它的是立法者和法学、经济学研究者，其背后蕴含的深刻道理正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的关于利益协调的智慧，它应当成为进行规范性法律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的一项指导原则。对于海瑞定理ⅡB，本文认为它的意义在于对拥有权力者之责任的强调，也就是"三纲"中被实践所丢弃的另一面--上级应当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且爱护下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海瑞定理ⅡB，则它与定理ⅡA可协同配合，并且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那就是:法律应当通过对权力进行规制（设定和实施权利、义务、责任）来保障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这也是定理Ⅰ的基础。 在确定其内涵之后，本文对海瑞定理与科斯定理的不同视角和方法进行了分析。海瑞定理未涉及交易成本问题，而科斯定理Ⅰ通过引入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强调明晰产权，但是，科斯定理对交易成本过分强调，掩盖了利益冲突的真正症结--利益分配问题。科斯定理以物质财富（产值）作为标准来判断争议资源对谁具有更大的效用，是一种单纯的生产视角，只讲生产效率，不讲分配公平，是一种西方经济学的利益观。而海瑞定理则既讲效率，也讲分配公平，不仅仅从生产视角考虑资源优化配置，也从消费视角考虑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利益观。 但是，儒家思想对于权力规制问题偏重于自律方式，忽视外在的制度性约束。本文从效用差别的角度对权力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权力意味着意志支配力，别人要服从其意志。这种服从，除了基于自愿之外，主要在于权力主体的意志能够对别人的利益带来影响，影响的程度越大，权力就越大。而之所以会具有这种影响，是因为权力主体掌握的资源对双方存在较大的效用差别。因此，权力很容易被滥用，从而影响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儒家思想强调通过教化使拥有权力者自己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力，但是在一些重大利益面前，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种内在约束机制是预算约束，它基于权力主体所掌控之资源的优化配置压力，但是当权力主体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不由自己承担时，会出现"软预算约束"问题。比这些内在约束更加有力的是"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外在机制，但是它增加了社会成本，导致资源恶化配置。这些权力约束机制各有优缺点，可以通过法治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通过法治协调利益需要明晰并严格保护对资源的"产权"，让资源在自由流转中实现最优配置。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自主博弈，可能会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应当合理把握政府强制安排与市场自主博弈的界限。"定分止争"是人类各大文明关于资源稀缺性之下进行利益协调的共同智慧。"定分"不仅在于立法方面对权利的明晰，还在于严格依据已经确定的法律规则行事，因此，法律适用中的利益衡量（经济学方法）应当服从于法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