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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晚清广府六大县士绅权力组织的产生及变化发展过程，探讨士绅如何在地方社会行使绅权从而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由此加深对晚清广府六大县地方基层社会情况的了解。 清王朝县以下行政区划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代表王朝统治的地方文武官员数量不多，编制内配属的人员也有限，不足以直接有效地管治人数众多的编户齐民。而士绅群体本身具备的优势(人数优势，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权势，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宗族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在本地的人际关系网络等)，使得州县官必须与地方士绅合作，才能够把清王朝的统治延伸到乡村基层社会。在晚清社会有各种士绅组织，因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立的公约，与在道光、咸丰年间战乱时建立的团练公局等组织，建立时即具有一定权力，战乱暂时平息后，这类组织很多继续保留，或改头换面继续运作。官府为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对这类组织采取容忍、鼓励的态度。原来的乡约等也逐渐具有了权力组织的性质，最终乡约、公约、公局等演化为近于常设、俨然制度化的士绅权力组织。 鸦片战争之前，广东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拥有一定调解、自卫权力的“乡约”和有一定缉捕、司法权力的“公约”，本文根据史料，对“公约”的缘起作了说明。鸦片战争时期，部分旧的士绅组织如社学、书院，通过领导团练，掌握了武装，扩大了势力，具有了权力组织的部分特征，有些士绅权力组织甚至同地方官员发生了冲突。但它们在多数地方并不常见，官府对这些士绅组织也没有建立起管治的制度。 咸丰年间，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腐败、颟顸的官府和乡村的士绅组织，都未能使大起义的苗头迅速平息。而广东的民众通过参与“三元里抗英斗争”、“反租地运动”以及“反入城斗争”，武装和集结已习以为常。因此，当洪兵起义突如其来爆发时，官绅都张皇失措，连自身的安全和性命都难以保障，幸免的只好躲避和逃跑，而他们手下的武力也都不堪一击，甚至倒向洪兵，起义终于演化成燎原之势。洪兵起义冲击了官府与士绅阶层，官绅合作统治机制在战乱中开始重整。士绅在朝廷、官府的提倡下纷纷设立团练组织，这些士绅权力组织为团练筹集经费，甚至向官府提供军饷，与地方官府和官兵合作，参与了保卫城镇、扼守要道、进攻洪兵、收复失地等军事行动，洪兵初步被镇压时士绅权力组织又参与修复城池、衙署、庙宇，剿捕起事者，官、绅联合终于使得清王朝在广府地区的统治秩序得以恢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府士绅的团练得到再次的鼓励，于是，在咸丰时期，广州府的士绅权力组织，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权力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官府的默许下，它们甚至实际上拥有处决被捕者的权力。 大动乱过后，一些为应对战乱而设立的临时性的士绅权力组织，或者先裁撤后重开，或者改换名目，但多数都演变为常设组织。而且，在官府的鼓励、催促下，没有士绅权力组织的乡镇，陆续建立了新的公约、公局。这使得广东各地的士绅权力组织逐步普及。尽管大动乱时期士绅权力组织的某些特殊权力(例如实际上处决被捕者的权力)不再具有，有些则被限制(如征收、拘捕权)，但大部分权力还是得以保留。而且，地方官与士绅权力组织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很多政务，地方官都谕令士绅权力组织参与，甚至让它们完成，如果士绅权力组织没有如期完成，还要受到官府的惩罚。士绅权力组织逐渐演变为州县之下的一级机构，从而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士绅组织作了分析，尤其是利用若干稀见地方文献及文物，着重分析了新会县冈州、西南、东南等公局，以及番禺县沙湾公局的典型案例，从中探讨了官员与士绅权力组织的关系，以及士绅权力组织的具体运作及它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在广州府以外的其它地区，也存在类似广府六大县士绅权力组织的组织形式，但各地士绅组织的具体情况会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