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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概念产生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经过两千多年来不断地演化，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逐渐发展成为理论体系。至20世纪，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中遇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困扰，市民社会理论遇到了自产生以来的复兴。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的进程，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核心的问题在于从中找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市民社会是标准的西方理论，将其运用于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将其中国化，同时又使中国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中国治理的变迁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然而，在众多的研究中有以西方市民社会为分析基准的现象。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考察和梳理，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确己见踪影，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必定会发展壮大。但是对于当前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完全适合于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心存疑虑。这些疑虑，显然反映了市民社会理论在结构和实践中所面临的窘境，凸显了它自身的缺陷和在移植过程中的不适应性。不过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启示有二：一，市民社会的构建中，外力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更应重视市民社会本身的建设：二、市民社会建设不一定必须削弱国家权力，“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大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必定伴随这股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也就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仔细解读，需要把借鉴西方经验和知识与中国转型期特定资源和现实基础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国情，使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更加符合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而得到发展，绝不能脱离国情，把西方模式当作唯一的标准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