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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以“原语中心论”为主导，“忠实”和“对等”的翻译标准长期占据着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并被视为译者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在这种标准的指导下，所有与对等原则相悖的翻译方法包括增译、减译、改写和变形一律被斥为“误译”或“劣译”。而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却被视为原文作者的奴仆，长期匍匐在原文脚下。在这种标准的规定下，翻译研究局限在对原文的可译性研究和对译文的优劣评判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而文化又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与文化因素相关的误译现象应该区别于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错译，放在历史的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深入发掘其产生的原因，并予以正确的评价。
本文从中西传统译论对误译现象的批判入手，以其“忠实”和“对等”的翻译观的发展为线索，论述了中西传统译论以排除误译的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流对翻译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当代翻译研究由规定性转向描述性研究的重要性。进而通过阐述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分别论述了文化的内涵和文化误译的研究范围，辨析了文化误译与错译的区别，从译者的主观目的出发，将文化误译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或无意或有意背离原文，从而造成译文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现象。”据此，本文结合古今翻译中的典型译例，分别阐述了无意文化误译和有意文化误译各自的表现形式极其产生的各种文化原因。
本文对文化误译的研究主要借鉴西方哲学阐释学理论的若干精义，对其进行描述性阐释。在简要介绍西方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本文概述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论的三大观点：历史性解释、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通过论述它们与翻译的关系，表现出翻译过程的实质是译者与原文本以及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进而以伽达默尔的“偏见”理论观点和以上三大观点为依据，从本体论的角度阐释了翻译过程中文化误译的不可避免性，指出文化误译是译者和原文本视域融合过程中由于两者文化视域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过滤的结果，并指出对待有意文化误译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考虑翻译活动的历史性特征，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