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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其此在形而上学辩护时，紧紧抓住“人的有限性问题”，一再强调康德是在为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而“实现”这种形而上学之任务的关键是要揭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上进行思考的？“人的有限性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此在形而上学或此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存在与时间》的？要弄清楚这些海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必须对海德格尔哲思道路进行一番勘察。珀格勒、克兹尔等许多海学研究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从发生诠释学视角，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因素，对海德格尔从1907年获得存在问题的激发开始直至1926年《存在与时间》完成的此在现象学探索道路进行了深入考察，把此“路”揭示为自身发展自身、自身赢获自身、自身诠释自身的活生生的动态进程。
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
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
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
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
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
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
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
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
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