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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词可溯源于罗马时代的natio，在拉丁文中是有出生之意。后来渐渐扩展到对种族和血统的认同。到最后，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自身的认识和文化心理的认同，以及在这种认同下而出现的种种思想和行为，便是“民族主义”的诞生。据此，笔者将民族主义界定为:拥有特定文化、语言和地域的民族通过对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纵向内部比较，以及和其他民族的横向外部比较，形成了民族自豪感、自卑感、自强感、认同感等情感因素、文化心理认知因素和民族比较观，这些因素在与政治相结合中，彻底或者半彻底地转变为关注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 中国民族主义正是在经历了西方文明冲击之后，通过和与其他民族的对比，在被动的状态下产生。自诞生之日起，中国民族主义的历程充满着曲折。20世纪末，中国民族主义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再一次在社会中兴起。迅速成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并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新因素，同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相关研究也大大增多。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民族主义意义和性质的界定仍有很大的争论。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极端民族主义，应予以限制;另一些则认为当前民族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而应得到政府的承认;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当前民族主义更多体现的是空洞的符号。而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再兴的分析普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要么攻击中国民族主义有极强的“威胁性和攻击性”，要么指责中国政府有意运用爱国民族主义增强合法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民族主义少之又少。尤其是美国媒体几乎异口同声批评中国民族主义的狭隘和自大，竭尽歪曲之能事。无论国内外对其性质和意义如何争论，中国民族主义都成了中国外交不可忽视的新因素。 本论文试图要解答的是，首先还原中国民族主义的真面目，其次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民族主义的真实影响。本论文主要分四个章节，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出发。首先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其次是重点阐述中国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再兴，先阐述再兴的表现和影响，然后对其再兴的背景和原因展开论述。这既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再其次是通过案例分析，来找出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在选择案例上，做了慎重思考。一般，学术界普遍将90年代出现的三波反西化和反思西方文明的思潮，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再兴的表现。但仅仅从这种思潮上还不足以分析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因而要求案例必须是民族主义不仅在思潮上，而且在行动上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影响。1999年的“炸馆事件”便是非常好的案例，不但相对于90年代出现“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而且相对于2001年的“撞机事件”，规模更大，时间范围跨度更长、影响更广、更远。也正因为此，没有选择“撞机事件”，而选择“炸馆事件”作为个案。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找出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具体影响。在文章的最后，对当今民族主义和中国外交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主张要用历史的眼光，站在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和建构21世纪的中国新民族主义。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第一章，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回顾。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着重论述中国民族主义在新中国建立前和建立后的不同表现。通过这这段历史的回顾，试图找出与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再兴的内在联系。 第二章，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在通过第一章的回顾之后，切入正题。一是找出民族主义再兴的表现，二是分析这种再兴的原因。最后找出这种再兴的影响和后果。这一章是本论文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第三章，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再兴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以1999年“炸馆事件”为案例。首先是从事件回顾中，根据中国公众的反应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以及美国方面的反应，来提炼出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这里既是文章的核心所在，也是我的创新所在。 第四章，关于民族主义再兴对中国外交影响的几点思考。主要从三个角度思考，一是民族主义自身缺陷，二是民族主义的新形式——网络民族主义，三是民族传统性格和文化。在这三个角度思考的基础上，最后得出要用历史的眼光，站在战略的高度，构筑21世纪理性的、负责任的、有大国风范的，凝聚民族精神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服务，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新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