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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祠堂祭祖就是在明代大量普及社会的，宗族祭祖在明代的发展状况值得研究。 作者首先是从充分占有明人文集、族谱、方志等资料入手进行归纳，重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历史;其次是着力剖析宗祠建设者——主要是士大夫的思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明代宗族的发展原因和特征;注意将宗族祠庙祭祖量化分析，并兼顾不同地区的特点。 本文以明代祠庙祭祖礼制为核心，从制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全面探讨宗族祠庙祭祖的礼俗。还对宗族祠庙祭祖最流行地区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兴化三个地区探讨并加以比较，以反映其实态。 作者认为，明代祠庙祭祖是在宋元社会甚至更早时代社祭、墓祭、寺祭祖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就宋元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即佛教社会文化由强变弱、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这两种变化消长的关键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 《大明集礼》仿自朱熹《家礼》，从而使《家礼》第一次进入国家典制，明代的祭祖礼制实际上是《家礼》的官方化。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在社会上进一步流行。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宗祠发展的动力。 “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宗族势力凸显并且制度化与组织化。 明代士大夫就祠堂祭祖问题的探讨要点有二:一是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的问题，以建祠祭祖作为合族的手段，重视始祖祠堂管理族人的功能，强调其功能的多样化。二是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的问题，士大夫对程颐始祖之祭的主张更为认同和自觉，强调折中程朱同时祭祀远祖和近祖。 明代祠庙祭祖的特点是宗族联合建祠祭祖。建祠不仅是为了祭祖、聚会以及办理族务，更重要的是以宗族之法维持礼法，翊辅教化。成化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建祠祭祖的兴盛期。明代是祭礼的实行南方较北方为盛，岁时节日中的祠祭活动增多，是实行祭礼的结果。明代宗族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还表现在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讲乡约、设义塾等举措，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维持乡族社会秩序。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在不同地域的兴起和普及具有时间上的差异，徽州、兴化、吉安以及江浙的一些地方是宗族制度发育最早的区域。